康有为以西方宗教精神来改造“孔教”，使之具有近代宗教精神。西方近代不仅强调信教自由，而且强调政教分离。康有为在维新变法期间就提出“治教分途”的思想，这与张之洞的“政教相维”说明显不同，而与西方的“政教分离”相一致。从精神上说，康有为设计“孔教”，也是以基督教为蓝本的。叶德辉在批判康有为的“同体饥溺”之说时就指出：“彼盖以佛氏普度众生为宗尚，而阴持基督爱人如己之故，以张救世之旨。”美国学者保罗·科思也指出：“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晚年康有为对基督教精神赞赏有加，指出：“基督教行于耶路撒冷，衍于罗马，后入中国，以保养灵魂、博爱、平等、自由为义”；“耶教博爱，美矣”。而“保养灵魂”“博爱”“平等”“自由”精神在康有为塑造的“孔教”中同样可以找到。
西方哲理 东方哲言
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领袖和近代启蒙大师，其思想体系一直被视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体。应当承认，梁启超此语确实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康有为思想体系的特点，不过问题在于，其思想体系的本源或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中”还是“西”？回答这一问题，就不能不探讨“西学”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康有为维新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充满进化论思想的自然观、历史观和充满人性平等思想的自然人性论，前者主要为反对泥古守旧、主张变法维新提供理论根据，后者则为变法维新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君主立宪制提供理论根据。因此，我们的探讨主要围绕这一理论基础进行。
中国传统经学的“变易之义”，向来是历代改革家用作立论的张本。康有为鼓吹变法维新，也以此作为根据。他在《变则通通则久论》中极为推崇《易经》，认为孔子之作六经，正是因为有了《易》，才使“天人之道”得以完备，“孔子之道至此而极”。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变易之义”，反映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他宣称：“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根据这个普遍规律，他提出，“圣人之为治法也，随时而立义，时移而法亦移矣”“易者，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变易之义”，以其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为康有为变法维新提供了最初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则为康有为接受西方自然科学，进一步形成包含自然辩证法的宇宙发展观提供了条件。
西学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经过西方传教士以及洋务运动期间的官方这两个渠道，得以在中国广为传播。如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广学会，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为宗旨，发行《万国公报》，出版小册子，在进行宗教宣传的同时，也传播了大量西学内容。而洋务运动期间的江南制造局，在20余年间译出160余种西书，引进了西方的军事学、数学（代数、微积分、概率论等）、物理学、化学、近代矿物学、古地质学、天文学、西医学等自然科学；京师同文馆在30余年间，则又翻译出版了近200部侧重介绍西方外交、历史、时事方面的书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