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教”图存 中西合璧
“夫国所与立，民生所依，必有大教为之桢干，化于民俗，入于人心；奉以行止，死生以之，民乃可治，此非政事所能也，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立国数千年，礼仪纲纪，云为得失，皆奉孔子之经。若一弃之，则人皆无主，是非不知所定，进退不知所守，身无以为身，家无以为家，是大乱之道也。即国大安宁，已大乱于内，况复国乱靡定乎？恐教亡而国从之。”在这里，康有为将国家的存亡与国教的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国教不存，国家就失去了精神支柱和行为标准，由此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国家的灭亡。因此，他强烈主张“保教”。所以，“今欲存中国，先救人心，善风俗，拒诐行，放**辞，存道揆法守者，舍孔教末由已。”只有重新恢复“孔教”的统治地位，才能安定人心，移风易俗，达到国家生存的目的。
康有为认为，孔教能否在现实中大行其道，关键在于人们的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挥光大”；二是“宣扬布护”。基于西学与西教的无关性，他希望中国青年学生“外求欧、美之科学，内保国粹之孔教，力行孔子之道，修身立志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这实际上是一种“西学中教”的结合模式。康氏此言，可以说又回到了“中体西用”的老路。
提倡“孔教”的中国近代学者不只康有为一人，但其他人所理解的“孔教”，基本上属于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内容是纲常伦理，而非平等自由，他们提倡“孔教”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康有为却不同。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塑造“孔教”，赋予了“孔教”以近代精神。
康有为把孔教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和增强民族团结的精神支柱。康有为在维新期间称孔子“继周改制，号为素王，苍帝降精，实为教主”，并把“张三世”说纳入“孔教”中，目的是要为其变法改制找到经典依据。所以韩星先生认为，康有为创立孔教的目的：一是为儒学的革新改造开一条新路；二是用来抵制西方的宗教侵略；三是增强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以利于推行变法改革。他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价值观来附会“孔教”，使“孔教”具有了近代精神。早在变法期间，康有为就提出了“信教自由，为宪法大义，万无禁理”的思想。所以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就指出：“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说。”不过，梁启超不久就对康有为的“孔教即宗教”之说提出了质疑，并专作《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指出：“彼欲广孔教之范围也，于是取近世之新学新理以缘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诬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可见，康有为所讲的“孔教”，与张之洞、叶德辉所讲的“孔教”不同，他赋予了“孔教”以“新学新理”，即将西方的政治观、价值观充实到“孔教”中，从而使它承载着时代的主题和使命。辛亥革命后，他继续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努力，这看似复古，但仍然将时代精神纳入其中。他说：“大哉！孔子之道，……废封建，罢世及，国人免奴而可仕宦，贵贱同罪而法平等，集会言论出版皆自由，及好释、道之说者，皆听其信教自由。”当他将“孔教”作如是解时，目的是要说明“孔教”精神与共和精神（平等、自由、法制）的一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