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又称“经世致用之学”，是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种治学方法，它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等实际问题，要求经书研究与当时社会的迫切问题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的方案。经世致用的特点，是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从中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并用于社会改革。
南宋时浙东学派中以吕祖谦为首的金华学派提倡经世致用，主张治经史以致用，反对当时的理学家奢谈心性命理的空疏之学。但金华学派对朱陆理学的争执却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态度。而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把经世致用之学与功利之学结合起来，对理学的空谈，作了猛烈的批评。
明末清初，经世致用之学大兴，形成了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代表人物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李塨、王源等。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感明季学风的空疏不实，对国家、民族造成了极大的灾难，“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他们要求学术反虚就实，提倡经世致用的真学问和“以实为宗”的新学风。他们学风的特点是：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勇于任事，不务空谈，“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致力于创新，绝不蹈袭古人；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问题的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边疆、地理、人情、风俗、自然科学等，“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各种方案：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初步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黄宗羲“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庶民干政”的主张。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这些办法都贯串着“均田”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均田”虽与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有根本不同，但表现出了对农民问题的关心和同情。教育上，他们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哲学上，他们各有所宗，各有所创，呈现出思想活跃的局面。
清末，封建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加深，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经世致用之学，再度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魏源、龚自珍以及稍后的康有为。他们以今文经学为主干，继承和发展了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精神，借经书的所谓“微言大义”发挥自己社会改革的主张。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出自儒家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先秦至清近代常用于清末的历史背景下，属于一种主张,或者价值观。当时的清王朝积贫积弱,外夷入侵,要何去何从有大致两派,一派坚持旧的传统,抵抗便宜好用的洋货,痛恨洋务派,却无法抵抗洋货的蔓延。另一派属于洋务派,即所谓“新派”,讲究“师夷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经营模式,科学文教等。洋务派的观点就是要“经世致用”,要实际操作,学习新的有用的东西,不管是否颠覆传统,反正要实际。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在先秦时期，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
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明清思想家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学习对现实社会有用的东西，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不要空谈，要活学活用。到了晚清，由于西方国家的压迫，也由于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的渗透，康有为等所代表的知识分子们才又重新张扬“经世致用”的口号，而观其政治理想，则已与传统儒家有了极大差别。这时的“经世致用”实质上是试图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一条救国自强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