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的思想与乾嘉学术有着内在的联系，乾嘉经史考据之学，固然有逃避现实矛盾的弊病，却包含着“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从中国数千年历史来看待现实的宽广眼界，这就是龚氏所谓“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的很多议论，更是直接运用了经今文学阐发“微言大义”的立论方法。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社会发展的结果。龚自珍绝少援引明人学说，但他的许多核心论点，却恰与李贽相近。
譬如对自我的重视、对私利的肯定、对“童心”的赞美，以及以“才”之盛衰为“世”之盛衰的标志等。这正表明在突破封建专制、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这些要求是必不可少的。
龚自珍吸引后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而且也在于他的人格的魅力。他是一个高傲的人，在当时那种衰腐而压抑的社会气氛中，特别表现出一股勃发的英锐之气。他鄙视庸庸碌碌的卑恶世俗，《识某大令集尾》痛诋身为“阳湖派”领袖、颇有文名的恽敬学浮行伪，唯以巧言欺世，显示出对这一类正统派人物的极度憎厌。他激烈地追求个性解放，坚定地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就像《定八箴·削成箴》所宣称的，“天地之间，几案之侧，方何必皆中圭，圆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他只是他自己，不必合于任何既定的准则！这种傲岸的精神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己亥杂诗》）的激越追求，是支撑他的诗文创作的内在骨架，也是使后来的改革志士感到震撼的重要因素。
龚自珍的政论及学术论文，议论纵横无羁，也常带有感情色彩。另一部分记人物、述行旅的作品及各种抒发人生感想的杂文，文学性更强。他描写人物，喜欢凸现其兀傲不群的个性，从中也写出自己的性情与好恶。如《吴之癯》《记王隐君》《杭大宗逸事状》《王仲瞿墓表铭》等，均有这种特色。《吴之癯》所写人物有作者自身的影子。这位“癯”于世多忧，好言人过，指京师郎曹为“柔而愎”，尚不如古人的“刚愎”；责“王公大人之清正而俭者”为“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锋芒锐利，反映了龚自珍对他所处“衰世”的特异眼光。纪行文中，《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从扬州表面的“承平”气象中，感受到一种“萧疏澹**、泠然瑟然”的衰暮气氛，寄慨良深。《病梅馆记》借物抒志，更为人们所熟悉：
江宁之龙蟠，苏州之邓尉，杭州之西溪，皆产梅。或曰：“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梅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固也。此文人画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诏大号，以绳天下之梅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梅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钱之民，能以其智力为也。
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
予购三百盆，皆病者，无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以五年为期，必复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画士，甘受诟厉，辟病梅之馆以贮之。
呜呼！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闲田，以广贮江宁、杭州、苏州之病梅，穷予生之光阴以疗梅也哉！
数百字的短文，熔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借梅喻人，揭露病态的社会使人才不能得到自然健康的成长，表达了挣脱枷锁、追求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救世之心，意味深长。
龚自珍的散文恰与桐城派形成对立，不仅思想旨趣大异，文章风格也完全不同。龚氏文无定式，不屑斤斤于结构与辞藻，其风格或切直或诡奇，均是随笔直书，任意驱使语言，显示出大家才有的自信和力量。有时文句诘屈而不通畅，文意奥涩而难解，但必有警悚人心的特殊内涵和非常情致的文笔，非徒为怪异者可比。
清末思潮与“经世致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