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的思考 英锐的气节
清朝嘉庆、道光之际，封建政治的腐败使社会矛盾不断积累，新旧思想的冲突也愈益激烈。天才的龚自珍在这一时期的文坛上，以傲岸的姿态发出极具穿透力与震撼力的声音，把清中期的文学推上更具有自觉的抗争性的高度。卒于1841年的龚自珍，其作品与鸦片战争引起的剧烈变化关系不大，原是自然的事情。而他在鸦片战争前夕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社会危机的思考，也主要集中于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士林中普遍性的精神萎弱与人格堕落，并以个性解放、人格完善为社会发展的前提。这是整个清中期文学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元明以来几经波折的进步思潮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是首先应该注意到的。
龚自珍位列下僚，而关心天下大事，是清代第一个站在独立的学者立场上以个人的思考为依据纵横议论时政的人物，这是他受后人尊重的重要原因。这类文字中，一部分是关于实际政务的建议。如《西域置行省议》主张移民屯垦新疆，以发展西部经济、巩固边防；《罢东南番舶议》已佚，但可以肯定同禁绝鸦片贸易有关，以文章的题目结合他写给林则徐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来看，龚自珍对发展正常的中外贸易的意义认识不足，但他清楚地看到了鸦片入侵对于中国的巨大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他的政治远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表现他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揭露封建政治根本性弊端的作品，如《乙丙之际著议》《壬癸之际胎观》《古史钩沉论》《明良论》《尊隐》《论私》等。
在哲学上，龚自珍把自我的主体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所谓“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壬癸之际胎观第一》），是把“我”视为宇宙中唯一的、根本性的和化生一切的意志力量，它等于宗教中的“上帝”。这种唯心主义思想，为维护具体个人的自我价值提供了哲学根据。在《论私》中，龚氏强调“私”乃是人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基点，在公认的美德中，爱国并非爱他人之国，忠君也不是忠他人之君，乃至人们孝其父母，爱其子女，贞于其夫，无不是有“私”的表现，完全离于“私”的行为根本是不存在的。这种议论不仅仅是对私利的肯定，而且接触到道德作为利益的保障而存在的实质，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
而社会衰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龚自珍看来，是个人的尊严和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尤其是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普遍人格低落。一方面，士大夫屈服于专制政权，唯知阿谀取媚，“自其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那些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明良论二》）。官场中“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一片死气沉沉（《明良论三》）。另一方面，当“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乙丙之际著议第九》）。
社会以其物质与思想的统治力量使有才者归于平庸或沉默，以至“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乙丙之际著议第九》）。而社会使个人失去发展的可能，其自身也同样失去发展的可能，遂成为“三等之世”中最下等的“衰世”，“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著议第九》）。在《尊隐》一文中，作者更直接指出，由于作为统治力量中心的“京师”不能受容人间的智慧精英，才士沦落在野，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这意味着社会将发生巨大的变动。
从封建体制在根本上失去自我更新的生机而不仅是从一些具体现象来看待清王朝的衰微，这是龚自珍不同凡响之处。他不仅预言了这个王朝的败落，实际也预言了整个封建体制不可挽救的败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