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误解朱熹的“人欲”。朱熹所谓之“人欲”，指的是“私欲”，而非人之正当欲望。正如朱熹自己所说，“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朱熹并不否认人正常的欲望。“同是事，是者便是天理，非者便是人欲。如视听言动，人所同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天理；非礼而视听言动，便是人欲。”可见，朱熹所要灭的“人欲”，是那些超出了正当要求，以及违反了社会规范的欲望。朱熹反对的，是沉溺于欲望之中。他又认为，人欲只要有“道心以御之”，就“未便是不好”，是为“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谓之危者，危险，欲堕未堕之间，若无道心以御之，则一向入于邪恶，又不止于危也。”朱熹也不主张盲目地抵御外物的**，而是要求通过“即物以穷其原”,正确区分天理与人欲。
那么，要如何实现“存理灭欲”呢？朱熹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三条线索。
首先，“存理灭欲”要“认取哪个是天理,哪个是人欲”。朱熹说：“天理人欲，其间甚微。于其发处，仔细认取哪个是天理，哪个是人欲。知其为天理，便知其为人欲。既知其为人欲，则人欲便不行。”“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虽在静处坐,亦须验个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在朱熹看来，要“存理灭欲”，首先要“认取哪个是天理，哪个是人欲”，“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只有通过明理，才能灭去私欲。所以，朱熹更多地讲“明天理、灭人欲”。
其次,“存理灭欲”是复归于人的本心的必要环节。朱熹《大学章句》认为,人的本心“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这就是复归于人的本心,即所谓“明明德”。朱熹还说:“‘孩提之童,莫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莫不知敬其兄。’人皆有是知,而不能极尽其知者,人欲害之也。故学者必须先克人欲以致其知,则无不明矣。”可见,在朱熹那里,“存理灭欲”是属于自我修养、复归于人的本心的道德范畴,即使是统治者也必须遵从。朱熹曾在奏札中指出:“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异,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因此,在朱熹看来,“存理灭欲”,就是要通过明辨天理人欲之异,复归于人的本心。
最后，“存理灭欲”是一个循序渐进、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朱熹看来，尽去人欲，“这事不易言，须是格物精熟，方到此”。他还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围拔守，人欲自消铄去。”因此，他要求在体认出天理人欲之后，“著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渐渐见得，道理自然纯熟”。朱熹还说：“既知学问,则天理自然发现，而人欲渐渐消去者，固是好矣。”显然，在朱熹看来，“存理灭欲”并不是单纯地通过外在的力量，而是要通过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循序渐进，“自然纯熟”。
朱熹将“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这是朱熹“存理灭欲”的理论缺陷。在这样的对立观下，我们有可能将属于社会伦理的“天理”看作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在社会还没有制定出合法的程序来确立“天理”的内容时，而被任意赋予各种规定，从而造成如清代思想家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的现象。
道统下的无讼思想和民生观念
朱熹继承、发挥了儒家圣贤以道统为己任的思想。他宣称尧舜禹、汤问、武周公、孔孟的圣人之道，在中断数千年之后终于出现了程颢、程颐的延续，而他自己又处于承续之道。他说“看圣贤代作，未有孔子，便无《论语》之书，未有孟子，便无《孟子》之书，未有尧舜，便无《典谟》，未有商周，便无《风雅颂》”，“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生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在道统论中，朱熹提倡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现代国学大师钱穆曾说：“朱子乃始推尊濂溪，奉为理学开山。”濂溪先生就是周敦颐。同时，朱熹又推广道统谱系，由前人至尧舜，向前起自伏羲、神农、黄帝，下达周敦颐、程颢、程颐和张载。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首次采用了“道统”一词，使“道统”思想概念化，“道统”之名得以生存、发展，这具有明确的创新观念。在发挥道统的过程中，朱熹承续了程颢、程颐“人心唯危，人欲也；道心唯微，天理也”的思想，将人心、道心与人欲、天理相通。
孔子曾提出“无讼”的思想命题，他从儒家思想的原则出发，以自己的政治法律观念和司法实践为基础，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使无讼”。朱熹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他在《论语集注》中，详细解说了孔子“无讼”之大义。他引用他人言“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认为“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而不知以礼逊为国，则未能使民无讼者也，故又记孔子言，以见圣人不以听讼为难，而使民无讼为贵”。朱熹正确理解了孔子“无讼”的宗旨，强调孔子并不是注重如何听讼，以及圣人是否善于听讼，“圣人正是说听讼我也无异于人”，而是强调“当使其无讼之可听，方得”，“无情者不敢尽其辞，始得”，圣人“所以无讼者却不在于善听讼，在于意诚、心正”，“以修身为本”，“理无不明，明无不烛”，只要意诚心正，“自然有以熏灸渐染，大服民志，故自无讼之可听耳”。因此，朱熹特别强调“唯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事之不得尽其虚诞之辞”，“明德即物，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讼不待听而自无也”。
朱熹在他的思想论述中，反复强调了“王道以得民心为本，以此为王道始”的观念。朱熹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在于爱民、信民、富民与乐民这几个方面。在集注“四书”的过程中，朱熹反复阐发了“民唯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的进步观。他指出，“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在朱熹看来，“民为贵”，得民心方能得天下，天子、诸侯应当以得民心为重。他说：“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置，天下至尊贵也；而得其心，不过为诸侯耳，是为民重也。”在解释《大学》时，朱熹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耳不失，则所以洁矩而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