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对待法家的态度其实是值得人深思的。他假借尧舜之言，一方面对法家思想进行批评，另一方面又从实质上对法家“辟以止辟”观念的合理性进行肯定。他就此说道：“法家者流，往往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诫，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其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众，虽仁之，适以害之。”从朱熹对秦朝法律的评价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对法家文化的综合。《朱子语类》中有言：“问：‘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君臣关系及其政权，即是封建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不愿改变以法家为核心的法律文化，并且以不同形式对之加以发挥，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君臣关系及其政权稳定的渴望。
朱熹法律思想的具体实施以严刑为主，这种与严刑峻法相近的主张与韩非子基本一致。韩非子说：“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盗贼者伤良民。今缓刑罪行宽惠，是利奸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为治也。”朱熹也认为，轻刑“既不能止民之恶，而又为轻刑以诱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无所忌，则不惟彼见暴者无以自伸其冤，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将日以益众，亦非圣人匡直辅翼，使民迁善远罪之意也。”他还认为，“劫盗杀人者，人多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为无辜，是知为盗贼计，而不为良民地也。”为劫盗杀人犯求生，而不念及被杀之人的无辜，这就是为盗贼盘算，而不为善良的人着想。实质上，朱熹在极力吸取和改造法家思想中有利于维护君主专制的部分。韩非子说：“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朱熹则主张“原情”“原心”，灵活地实施处罚。他说：“若如酒税、伪会子及饥荒窃盗之类，犹可以情原其轻重大小而处之。”可见他的处罚思想更具灵活性与可操作性。
“存理灭望”的道德目标
长期以来，一提到朱熹，人们就很容易想起“存天理、灭人欲”这一句。而事实上，“存天理、灭人欲”并不是朱熹的理论发明，它的思想内涵也不是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
“天理”与“人欲”的概念早在《礼记·乐记》中就已经出现：“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这里所谓的“灭天理而穷人欲者”，指的是泯灭天理而为所欲为者。朱熹之前的宋代理学大家二程是将“天理”和“人欲”作为道德修养中的基本对立的第一人。二程有云：“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所谓的“灭私欲则天理明”，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这是宋代理学的道德修养目标。
朱熹赞成二程的“天理”“人欲”观念。朱熹曾说：“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看作是儒学的精髓。但是朱熹将更多的理论作为用于阐明如何实现“存理灭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