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朱熹折中融合了道、理思想。他引“道”为“理”，并将此作为思想体系本题及规律性范畴。他还将道家“道”本体之心、兼容阴阳与张载“气”的学说，理气结合，使理气观更加丰富。
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道”“理”“太极”是同等序列的范畴。将三者沟通在一起，道、理都是宇宙之根本，两者相通相济。朱熹多次说过“道即理之谓”，又说“道字即《易》之太极”。比较道家之道，朱熹道即理的观念显然更加广泛，甚至无所不包，属于形而上之本体。他指出，“道之全体，固无不该”，“夫道体之全，浑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内外，宾主之分，粲然于其中，有不可以毫厘差者”，而且“道之体用，其大天下莫能载，其小天下莫能破” 。同时，朱熹的道与理都是合乎伦常的仁义礼智、宗法等级之制的体现，以理喻道之统，以道补儒。
就东汉以来的佛释之学，朱熹以“理一分殊”取代“一多相容”的佛学精华，使“理一分殊”成为科学的思维方式，并对魏晋以来的佛老黄学加以利用与改造，使其失去了原有的主导地位。钱穆在《朱子学提纲》中指出：“朱子于老庄两家颇多发挥，亦不全废弃。其于释氏，尤其于禅宗，则特他精辨，于理学家朱子辟禅之语最多。后代理学家所辨儒释疆界，其说几本于朱子。”朱熹在梳理“理一分殊”思想时，借用了佛学“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的喻语，以佛之“万殊”思想与传统德教思想相联系，指出：“天覆地载，万物并育于其间而不相害，四时日月，错行代明而不相悖。所有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并育并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体之分，大德者，万殊之本。”朱熹的本体论、人性论、修养论等，都受到了佛释的影响。其所谓“无极而太极”，是万里、万善之本原，具有超然善恶的内涵，这与佛家《六祖坛经》“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相接近。此外，朱熹接受了佛家静坐养性的思想。另一方面，朱熹批评佛教的虚妄说与因缘说，反对所谓的讲宇宙的“劫数”之言，其中佛教的“灭人伦”是朱熹最不屑的。他对此说道：佛教“自有物元始以来，自家是换了几个父母了，其不孝莫大于是，以此见佛法无父”，“则虽杀其父母，亦以为常。佛法说君臣父子兄弟，只说是偶然相遇”。朱熹强烈认为，士大夫不应当学佛出家，出家只是逃避现实、轻世薄世的自私行为。佛释对于义理又有很大的排斥性，这也是不为朱熹所接受的。“有言庄老禅佛之害者。曰：禅学最害道，庄老于义理绝灭犹未尽，佛则人俗已坏，至禅则讲许多义理扫灭无余。”朱熹认为自己的思想与佛释之学有着许多的相异之处。他说，“佛学之与吾儒，虽有略相似处，然正所谓貌同心异，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审”，“所云禅学悟入，乃是心思路绝，天理尽见。此忧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
学者们往往能够注意到朱熹对儒释道思想的接受、采纳，却很少注意，或者常常避谈他对于法家思想的吸收。朱熹以及其他理学家“阳儒阴法”的理学本性，是很多学者不愿承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