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炉熔百家的新儒学
汉代建国之际，高祖刘邦不喜儒学，虽然政治上仍设有承袭秦朝的博士制度，但博士的人数不多，很难在传授文化方面起到大的作用。对于这一时期而言，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了。秦始皇曾在焚书时颁布一项法令，规定除了允许官府有关部门藏书外，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这就是“挟书律”。汉承秦制，也沿用了这项“挟书律”。直到汉高祖之子汉惠帝废除“挟书律”，诸子学说才得以复苏，儒、道两家逐渐声势变大。
在之前较为沉闷的学术思想的低潮时期，统治者提倡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黄老思想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主流思想，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文帝、景帝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学者伏生在墙壁中得《尚书》二十八路，汉文帝派出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晃错向伏生学习。这一时期的博士数量有所增加，已有70多人，他们杂陈百家，其中以崇尚儒家者为多。儒家经典《诗》《书》《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更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著名的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些都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准备了条件。
汉武帝早有儒学倾向。他曾采纳时任丞相的卫绾的建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等法家之言的贤良。此举引发了颇好黄老的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以刑狱之灾打压了相关的大臣，儒家的发展暂时受挫。建元5年，即前136年，汉武帝设置了《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愈加完备了。建元6年，窦太后离世，汉武帝的施政不再受外戚的强行干扰，儒家也在他的主张、提倡下逐渐发展壮大。董仲舒在应对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此很是欣赏。他依此在朝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官员调动，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县黜，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朝廷官员主要为儒学出身，儒家的发展势头可想而知。
“独尊儒术”之“儒”，早已不用于孔孟之儒，而是一种新儒学。
在汉初黄老之术造就的安定、繁荣的表象下，董仲舒面对汉家王朝大一统的政治需求，加工、制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他以儒家的仁道义理架构为基础，以《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和阴阳家学派思想，又将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建立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兼容百家的新儒学体系。这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需要的一种极具包容性，又独具时代特色的政治儒学。这种新儒学对当时的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给出了较为系统的、有效的应对和对治性回答。
《春秋》公羊学的儒家义理体系是董仲舒新儒学的立学之基，而大一统的王道政治则是新儒学的实质所在。为了实现“正而天下和美”的政治理想，董仲舒将儒家的天命论、天道观与阴阳、五行思想结合，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哲学体系，而“三纲”“五常”是基本的政治伦理原则。“天”是最高的哲学范畴，是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天体运行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自然现象是神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为“君权神授”“灾变谴告”。统治者若想长久地掌有天赐予的“权”,就需要承天更化、养士求贤和尊儒一统。
经学化、伦理化、神学化和权威化，是董仲舒新儒学的四大特点。新儒学保留了儒学的人文精神和义理内核，其以“五常”为核心的价值观强化了儒学的实践性、生活性和经世致用性，吸收入儒学的阴阳、五行、宗教天命等思想，既实现了学术思想的强强联合，又体现了此时儒者的开阔胸怀。董仲舒之儒学是适应封建大一统而生的新儒学，它取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是历史的要求和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