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先驱和早期法家思想
“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与儒家、墨家、道家等同列先秦“百家”。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荀子是法家学派的先驱，商鞅、李悝、慎到、申不害等是法家的早期代表，战国后期的韩非子则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在社会大动乱的背景下，先秦诸子针对社会问题各有所发。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道家则主张“无为”。三家争论激烈，但都主张回顾过去的“黄金时代”。稍后横空出世的法家，可谓是异调奇响。法家主张面向未来，主张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
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源于他们对“法”的重视和推崇。法家以主张“法治”“以法治国”而闻名。法家思想家们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法”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和作用，以及法律与社会经济、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深入的、卓有成效的探讨，为法理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荀子的思想学说以儒家为本，兼采道、法、墨诸家之长。在尊王道、举贤能的政治思想的基础上，荀子主张兼称霸力，“法后王”。荀子对于人的能动性的强调，包含了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上，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是第一个系统阐述了重法思想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以天的绝对化为基础，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不足。韩非子认识到了墨子思想的弊端，不走儒学之道，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试图从理论上寻找墨子重法思想的基础，并最终完成了重法思想的理论论证。
在韩非子之前，法家根据思想主张的不同，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以慎到为首的重“势”派，他们认为权力和威势是政治与治国方术之中最重要的因素。一派是以申不害为代表的重“术”派，强调政治权术。还有一派，即是以商鞅为首的重“法”派，关注治国之策中的法律与规章制度。韩非子接受并融合了此三派的思想，认为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将“法”“术”“势”结合，作为国君必需的治国方略。“法”即为明君如天、执法公正，“术”即是君王驾驭人时，神出鬼没，令人无法捉摸，“势”即是君王拥有威严，令出如山。为此，一要健全国家法制，二要归集君主的军政大权，三要掌握君主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法”“术”“势”的结合，是韩非子思想的一大特色，也是韩非子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表现。三者之中，“法”是基础和核心，“术”“势”是手段、途径和结果。“法”制定、产生之后，才能用“术”，最后才取得相应的“势”。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许多借鉴此思想的统治者扭曲了韩非子的思想，将“势”看作核心，将“法”看作手段，自然难求得理想的统治效果。由此可见，法家思想和我们现代社会所提倡的民主法治有着根本的区别，法家的一个主要主张是君主集权。但是，法家对于我们，依旧具有可选择性的借鉴、利用的价值。
博采众长，集法家之大成
通过对法家思想的整理、发挥，韩非子的法家理论进一步集中与成熟。根据“反对礼制”的主张、“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韩非之及之后法家的基本思想基本归结如下。
法家认为，治理国民靠的是法律和刑罚。在这一认识上，法家站在了儒家的对立面——“礼”和道德是儒家眼中的治理百姓的有效工具。法家学者认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反对贵族的世袭特权，争取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是公平和正确的主张。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和按功勋、才干授予官职的主张是进步的，而忽视社会情况的实际变化，企图回归到西周初期的体制，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是不切实际的、落后的。为此，法家明确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礼制，主张拿起法律的武器。
在法家人眼中，“法”是实际、有效的统治手段。首先，“法”可“定分止争”，明确事物的所有权。对于这一点，法家代表之一的慎到早已为我们做了浅显易懂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只兔子跑了，很多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那么多的兔子，人们经过了却看也不看。人们并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因为兔子的所有权已经确定下来了，人们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要违背法律，受到制裁了。再者，“兴功惧暴”也是“法”的作用。法律可以鼓励人们建立战功，同时震慑那些不法之徒，使它们感到恐惧而不敢造次。“兴功”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富国强兵，在于在战国纷杂的兼并战争中取得胜利。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理论，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就利避害”的本性。事实上，“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同样是法学思想家的共识。春秋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管仲有关于此论的生动描述。他曾说，商人日夜兼程，路程千里迢迢而不觉得远，是因为有商业利益在前面吸引着他，渔夫在水上不惧怕危险，逆流而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因为它们在追求渔利。正是因为人们会因利益驱使而不顾艰辛、险境，才使他们有了被治服的可能。商鞅就曾因此而说：“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利用民之所“好”，摒弃民之所“恶”，治理百姓的大业就可行之顺畅了。
法家反对儒家的礼制，一个出发点，就是发展的历史观——历史在发展、前进，社会状况已与先朝大异，制度如何能够沿用、照搬？法家“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从本质上来说是正确的、进步的。据此，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基于这种思想而生发出来的改革观，是战国社会奴隶制贵族瓦解、封建阶级诞生的一大推动力。法家认为，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之发展、改进，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时代发展了，但统治方式一成不变，社会必将危乱。《韩非子》一书中著名的“守株待兔”故事的本意，就主要是用来讽刺恢复周“礼“的儒家的，在韩非子看来，这样守旧的人是愚蠢而没有出路的。
基于法家发展的历史观，统治者需要根据新的社会、政治形势，调整治国方略，采取新的治国之道，这就又和法家对“法”的推崇连贯起来了。一国之统治要稳固，一国之地位要不败，第一个必要的步骤，就是立法。韩非子有言：“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通过国家立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君主拥有权势，因此要在法律公布后明察百姓的行为，奖赏守法之人，惩罚违法之人。如此，君主就能成功地统治百姓，顺利地运行国家机器。君主治民就以“法”以“势”，就不需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道德，也不需像儒家主张的那样，统治者自身首先要严于律己、“克己复礼”，或是通过个人的影响力来实现统治的目的。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使法家人相信，人的本性就是追求利益，无道德标准可言，因此，要治民，就要用利益、荣誉去进行诱导。好比在战争中，如果统治者给予立下战功的军士很高的赏赐，如物质奖赏、官职爵位等，军士就可以被激励而愈加奋勇地作战。这或许是崇奉法家的秦国的军队强大之道。秦王嬴政得以灭尽六国、一统天下，法家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当然，没有一家的言论是绝对正确无误的，法家思想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法家对于法律过分迷信，在他们眼中，实施重刑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要“以刑去刑”，对轻罪者也加以惨重的刑罚，才能杜绝社会罪恶的产生。在今天看来，这无疑是对法律及刑罚作用的夸大，是忽视个体意识和个体权益的残忍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