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德修养是王守仁“致良知”说的主要内容。它论述了如何通过“致”的工夫，使“良知”在人的修养和行为中得到完满体现。作为道德修养论的“致良知”说，并未超出理学的规范，仍以“存天理，去人欲”作为宗旨和归宿。与理学主张相似，他也将“人欲”看作是实现封建道德伦理的障碍。他曾说道：“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从这席话中可见，要求人们去除自身“物欲”之“昏蔽”，而存“廓然大公”的“良知之本体”是他“致良知”的目的所在。因此，在天理、人欲问题上，王守仁“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在理论上产生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来，既然人“性无不善”“知无不良”，又“人人之所同具”，那么作为“心之本体”的“良知”就不应该有“昏蔽于物欲”的可能；二来，如果不承认存在有与“良知”相对立的“物欲”，那么“致良知”说也就没有了存在、生成的基础，成了无的放矢。鉴于这一无法克服的矛盾，王守仁只好将“物欲”作为当然存在，用主观臆断的方法来对其加以掩盖。
“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是“致良知”具体内容和途径的两个方面。静的工夫讲的是人的身心修养，动的工夫讲的是以“良知”去规范人和社会。王守仁认为，讲修养不能空谈道德性命，“悬空无实”，而必须使“良知”在现实行动中体现出来，在平时为人处世的过程中做到“去恶”“为善”。要“实现良知”，就要人们按照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去为人处世。此外，他强调“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认为“实现良知”还须通过“事上磨炼”来增强道德修养。这一观点的出发点，即是他“良知”体用一体的观点。“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致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他把事物“千头万绪”的发展变化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这显然是本末倒置的主观主义唯心论。但是，他又认为“良知”需要通过“见闻酬酢”来体现，强调要通过“事上磨炼”来增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又是颇有价值的思想。可见，王守仁“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中，“体认良知”的静的内省修养工夫，与“实现良知”的“事上磨炼”等的动的工夫是相互矛盾的，这为后来王学的分化埋下了伏笔。
明“赏罚”，行德礼的政治主张
在政治上，王守仁主张明“赏罚”，行德治礼教。明“赏罚”可以提高国家的统治效力，行德治礼教则可以预防“犯罪”。
在王守仁看来，赏与罚是“国之大典”，都应当受到充分的重视和正确的使用。当时社会上“盗贼”日益增多的原因，在于“招抚”太滥,而“招抚”太滥又是由于兵力不足,而兵力不足又是由于没有很好地实行赏罚制度，以至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及”。如果制度上这般法令不明、赏罚不信，即使国家有百万的兵力，也是没有用处的。王守仁还主张“赏不逾时，罚不后事”。他认为，奖赏若是过了时，就等于没有奖赏；惩罚若是过了时，就等于没有惩罚。过时的奖赏，过时的惩罚都无法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归结、集中到一点，以上这些主张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国家的统治效率，以“破山中贼”。
王守仁主张推行德治教化，以缓和阶级矛盾，减少犯上作乱。“民穷必有盗贼”，他认为，当世的老百姓已经贫困不堪了，统治者若还要无休止地向他们征敛，就等于驱使他们去作盗贼。因而，朝廷需要“罢冗员之俸，损不急之赏，止无名之征，节用省费”，对灾民实行“赈济”“免租”，使他们“不致转徙自弃而为盗”。他因此反对“蔑道德而专法令”，主张立即在人民起义被镇压之后“建立学校，以移易风俗”，求得地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官之时，他常常教导下级官吏，说作县官的如果能竭尽自己的才智和经历，诚心“爱民”，贯彻“抚缉教养”的方针，即使是蛮夷之人也可以被感化，即使是产生“盗贼强梁”的地方也可以变为“礼义冠裳”的所在。他强调，使用软的一手以“破山中贼”是这方面目的的最终所在。但是，这软的一手又是有限度的，需要有刑罚作为“德治教化”的保障。“果有顽梗强横，不服政化者”，就一定要“即行擒拿，治以军法，毋容纵盗，益长刁顽”。
关于执法，王守仁强调“情法交申”，主张区别对待。他反对“贪功妄杀，玉石不分”。在对“宸濠之乱”反叛人员的处理中，他主张只对主犯处以极刑，认为各“从逆”的人犯“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则失于轻,处斩似伤于重”，不如“俯顺舆情”,判处永远充军,使“情法得以两尽”，“以存罪疑唯轻之仁”，后又宣布对于胁从“作乱”的人，免于追究，“俱准投首免死，给照复业生理”。这样的做法，既使得“奸谀知警，国宪可明”，又显示了朝廷的“仁慈”，使叛者甘心归服，使百姓心生感恩。这也正是他“绥柔流贼”策略在法律上的具体运用。此外，王守仁还主张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以适用法律。特别对于“地里遥远，政教不及”的边远地区，“小民罔知法度”的情境而言，一切“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事务都可以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作出权宜的处置，“应申请者申请，应兴革者兴革，务在畜众安民，不必牵制文法”。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王守仁已经在“行法以振威”的原则上注意到了法律运用的灵活性问题。
王守仁重视“纲纪”，主张整肃执法之吏，以杜绝“法外之诛”。他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那些因家世关系等窃踞官职的豪门势家子弟，居心刻薄，“骚扰道路，仗势而夺功，无劳而冒赏，懈战士之心，兴边戍之怨”，他们的不法行为就要加以大力整肃。对于“戾于法”的执法之吏，也要进行严格的要求。王守仁指出，司法审判“刑曹典司狱讼”，事情“繁剧难为”，执法官吏往往受到权贵的拂抑和牵制，致使依法断狱之词“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执法之吏“不挠于理法，不罹于祸败”是很难的。因此，就更要从整肃吏治、严明赏罚入手，消除执行法律的阻碍。
此外，王守仁力主加强监狱的管理，杜绝“法外之诛”。他指出，京师的“提牢厅”是“天下之狱皆在焉”的重地，负责提牢的官吏必须对此慎重对待。特别是对于“桎梏之缓急，扃钥之启闭，寒暑早夜之异防，饥渴疾病之殊养”，甚至于微贱到“箕帚刀锥”“涤垢除下”的事，他们都应该认真对待、时刻注意，以“身亲之”。这样，才能做到既防止“变故不测之虞”，又可以避免囚者被“轻弃之于死地”。他还强调说,造成狱中囚犯再行“犯罪”的原因,并不全是因为“禁防之不密”，监管不当也是促使他们再犯的原因。他因此指出，只有在监狱里做到“令不苛而密”，使囚犯免受“法外之诛”，才能避免“弊兴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