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将“心”这一认识的主体等同“物理”这一认识的客体。他认为，人心不仅是人身体的主宰，而且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即所谓的“充塞天地之间，只有这个灵明”，“天地鬼神万物离却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灵明”就指的是人心。不仅如此，他还把天地万物看作是“良知”，也就是“心”的“发用流行”如此，人的主体道德意识的“良知”，或精神实体的“心”就成了宇宙的最高本体，成了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由此，王守仁得出了著名的“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以及“物理不外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的结论。
将“良知”“心”“性”“理”范畴同一的做法，是对“良知”的性质和作用的强化。一方面，“良知”既然等同于“性”与“理”，就不再只是孟子所说的那种一般的先验道德意识，而是天赋予人心的固有的封建道德规范。因此，王守仁说道：“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他强调，封建道德伦理是植根于人们的内心的，“私欲之蔽”，是造成它丧失的原因所在，但只要人们在“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就能复明“良知”，从而自觉地践行封建道德伦理规范。王守仁将“良知”赋予“天理”的崇高地位，强化“良知”的性质和作用的目的，在于以此激发人们内心的道德情感，增强人们践行封建道德伦理的自觉性，从而克服朱学末流所造成的那种“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自私自利之实”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良知”还是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准则。王守仁有言：“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他又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他强调吾心“良知”为“自家的准则”，这是对以程朱理学的是非为是非的框框的突破，已经具有了些微人的主动性。从“良知”为“自家的准则”出发，王阳明进一步大胆地否定了以孔子和“六经”的是非为是非的认知。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这里所说的“未及孔子者”，指的就是南宋儒家大师朱熹。明朝尊理学成风，在这样朱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王守仁公开否定朱学，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在当时的思想界掀起了层层波澜。
王守仁将儒家经典“六经”等同于“吾心”，置“六经”于“吾心”的轨迹之中。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这实际上是对“六经”作为神圣经典的崇高地位的否定。这些观点对于后来的李贽等思想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知行合一”的哲学观
针对朱熹理学所造成的知行脱节、空谈道德性命而不躬身践行之弊，王守仁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说。他从“心即理”的观点出发，指出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的观点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为二”的原因。如果再继续“专为近世学者分知行为两事”，那么世人势必将会继续沿着程、朱的“知先行后”的错误道路走下去，将终究在实践上造成“遂致终身不行”的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