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的理论渊源
心学是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到孟子。它兴于宋朝理学家程灏，发扬于陆九渊，王守仁集其大成。王守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心学”之名，并以“致良知”为心学宗旨，心学开始有了清晰而独立的学术脉络。
王守仁心学的形成与理学密不可分。一来，程朱理学造成的社会沉疴是王守仁寻求治世良方的推动力之一。二来，王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纠正和生发。
王守仁生活的明朝社会，政治、经济都在经历空前的动**。正如王守仁自己评说的那样，“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他认为，政治、经济的动**是由社会道德的沦丧造成的，而道德沦丧的原因，就在于学术不明，而学术不明的原因，又在于朱熹理学的流弊。因此，为了肃清学术流弊，为了解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王守仁开始潜心探索心学理论。
朱熹思想对王守仁的影响非常重大。
王守仁从早年就开始接触和学习朱熹思想。吴与弼是明初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朱熹理学有所继承和发展。王守仁曾向吴与弼的弟子，明代著名理学家娄谅问学。娄谅的格物之学在表面上来源于朱熹，事实上，在师父吴与弼的影响之下，娄谅的格物之学已带有心学色彩。因此，朱熹求学于娄谅，实际是在心学的影响下治学。
在读遍朱熹的著作之后，王守仁发现了朱熹思想“物理、吾心终判为二”的矛盾，由此产发了在事事物物上穷理，如何能明吾心之明德的疑问。
王守仁从方法论入手，揭露了朱熹理学思想的矛盾。朱熹提出“格物致知”的根本目的，是要“明吾心中之全体大用”，即“明明德”，但他提出的方法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王守仁曾按照朱熹的说法进行格物，结果“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后在少数民族地区停留的三年，王守仁取得了不错的思想觉悟，“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与朱熹一样，王守仁也提出“圣人之学”，其根本目的也是让人们明心中“全体大用”，但王守仁从方法上克服了目的与手段的矛盾。他认为，若按朱熹的“格物穷理”的方法去“格物”，必然“繁难而无效”，只能“劳思致疾”，或者成就记诵词章之学，充其量得个“义袭而取”的功夫，与自己身心无益。基于这种认识，王守仁提出了在自己身心上下工夫的心学方法。
事实上，王守仁思想相较于朱熹思想，两者的分歧除了方法的不同，还有本体思想的不同。
朱熹把为学的内精炼地概括为“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他企图将“心”与“理”合一，提出了“心与理一”的思想。然而，由于把“物理”与“吾心”作了内外之分，朱熹本人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朱熹的失败在于他的哲学思想的理本论的不彻底性。他一方面强调“心与理一”，另一方面又认为理散在万事，这样就很容易导致“心理为二”的结论。王守仁非常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说：“晦庵谓‘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心虽主乎一身而实管乎天下之理，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间，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此后所以有专求本心遂遗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达之处。”王守仁认为朱熹虽没有认定“心理为二”，但由于说法不直接明白，因此很容易导致“心理为二”之弊。在王守仁看来，要避免“心理为二”之弊，就要明了“心即理”的道理，就是应从“理本论”转为“心本论”。他提出，“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王守仁将朱熹的“理本论”转为“心本论”，也就从根本上克服了朱熹思想体系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