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慷慨谈论天下事，一发心中郁闷，大开一代风气。后来的思想家、革命家多受其思想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优秀的戊戌一代，晚一些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也深受龚自珍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的梁启超就曾表示，“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说的是在时代变革到来的19世纪末，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曾这样回忆自己阅读龚自珍文章时的感觉：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正是由于这种触电般的感觉，龚自珍用他思想上的震撼力和启迪力，唤醒了许多青年人对于社会的清醒认识，使它们肩负起了一个时代的责任。
无善恶的人性观和不拘一格的人才观
人性问题一直是众多思想家们争讨的大问题。对于人性，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则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则说“人性本恶”，告子认为“性无善无不善”，杨雄则认为人性善恶混杂。龚自珍认为，“善非固有，恶非固有，仁义、廉耻、诈贼、狠忌非固有”，是对告子思想的认同和发展。
人性本无善恶之分，生后的善恶、廉耻是受社会影响的结果，其中家庭的影响尤其重大。在人性的形成、变化过程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龚自珍强调，教育要解放人的个性，放飞人的个性追求。其散文名篇《病梅馆记》描写了江宁龙蟠、苏州邓尉、杭州西溪等地出现的病梅，揭示了封建的道德标准和教育思想对人民造成的人性扭曲，抨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束缚人民思想,摧残人才的罪行，表达了作者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导致“江浙之梅皆病”的罪魁祸首，实际上直指封建统治者。
正是由于人性无善恶，才有实施教育，使民众获得良善的人性的必要，而封建教育扼杀人的个性，造就人性的残疾。如此，批判封建的思想、道德教育就成了必要，而科举制度更是首当其冲。明清科举所推行的八股取士，禁锢了文人的思想，限制了个性发展的自由。就如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所描绘的，越有才能的人，越难以在科举中出人头地，这已经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造成社会“万马齐喑”的原因，正是八股取士。因此，想要有益于人个性的解放，有利于社会活力的释放，就要摒弃科举制度，采用更加活泼多样的教育体系，培养出对国家有实用的人才。
官场之黑暗，自古为官者就深有体会，因此而挂印归田者也有不少。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之黑暗愈加让身处其中的人难见光明。人才的成长，需要的是一个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而清王朝为了“皇图永固”，将专制皇权发展到了顶峰。和八股制度类似，统治者推行愚民政策，使民众顺化、奴化，又大兴文字狱，用屠杀、流放等酷刑来箝制士大夫、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恐怖的文化气氛之下，士大夫们只能三缄其口，不谈政事，正如龚自珍诗歌中说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士们被逼远离现实、埋头读书、不问民生，实在是令人感慨！封建统治者所认可和接纳的人才，其实是些俯首帖耳、见风使舵、曲意逢迎的奴才，根本没有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可言。而那些没有实学、没有才干的人，就得以趁虚而入、鱼目混珠，讨得上层统治者的开心，成为统治阶级驯服的工具；那些真正的人才反而为统治阶级所不容，被千方百计地压制、束缚，甚至被清除、杀戮。在职官员的腐化无能，在闲人才的不得重用，在从两方面一步步地加速着帝国的衰老，直至灭亡。
人才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国家命运走向的大问题。龚自珍认为，对于处于非常时期的满清王朝而言，也应用非常措施来选拔人才。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对人才的删选和任用不应依靠科举、按资排辈。那些资格老成的官员，思想上往往陈腐不堪，落后于时代，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人位居高位也只是尸位素餐。他在《明良论三》里说道：“贤智者终不得越（破格升迁），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靠顺从得到提升）。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文章对当时不合理的官员升迁制度作出了批判。这种“论资”升迁的制度，犹如牢笼一般，紧紧锁住了人们的思想，禁锢了人才的发展。龚自珍热切地盼望能有“不拘一格”的人才降临，社会能够生成一场大的变革，一扫官场的污泥，击破任人的桎梏，使社会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的气象，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参与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这样的响亮呐喊，放置于当时沉闷的社会环境，简直就是惊世骇俗的狂言，就像是一声响雷、一阵疾风，催人警醒，给人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