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对腐朽的官僚制度、行为庸俗的官僚可谓深恶痛绝。他为官几十载，从来自珍自爱，忧国忧民，从未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殿试同年的12月，龚自珍作《上大学士书》，建议对内阁制度进行改革，提高官员的质量，激发官员的活力。道光12年夏天，他以“当今急务八条”上奏皇帝，希望可以对这八条进行及时的改革，其中一条就是“汰冗滥”，即淘汰、改革繁冗的官宦制度。官员的庸俗、不作为，在龚自珍看来，是国家不振的一大原因，而他的好友林则徐就是理想官员的代表。在林则徐于道光18年，即1838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之际，龚自珍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即三种决定性意见，三种参考性意见，三种驳斥反对派的意见，一种归结性的意见。在暴死于丹阳书院的前几天，龚自珍还给驻防上海，抵御英国侵略者的江苏巡抚梁章巨写信，表示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希望能够加入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在对待外国势力的问题上，龚自珍的思想可谓是平和而理智的。他一来主张严禁鸦片的输入，对英国侵略者进行坚决的抵抗，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贾、绅士等投降派的有害论调，一来主张和外国进行有益的通商,但要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这种思想不是盲目的排外，又不带有软弱、妥协，在今日看来仍是对国家形式的科学审视。
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是当时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他们在社会变迁、人才观、华夷观等方面有着许多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个人性格、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等对当时及之后的世人有很大的影响。近现代革命活动家柳亚子将他们共同开启的抨击时弊、抗御外侮、通经致用的进步思想，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力主改革的社会政治主张
随着仕途失意，在中年以后，龚自珍的感慨日深，思想也愈加陷入了矛盾、烦恼和痛苦之中。他千思万想而不得解脱，只得“坐耗苍茫想，全凭琐屑谋”，有时甚至想以“搜罗文献”**，觉得“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诉求于佛家是龚自珍中年后的一大思想倾向。他“发大心”，企图从佛家思想中求得超出世间的解脱。但是，对于国家故土的热爱，对于国家命运的关注，使他始终难以抛舍一切，排除“外缘”。他因此终究成不了一个佛教徒，但是佛家高深的智慧和普度众生的济世观念还是使龚自珍受益匪浅。在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寄托的同时，他也获得了励志改革的决心。龚自珍吸收、形成的佛家思想，兼具理性与信仰的双重情感，具有宗教性质，也是他批判礼教、倡导经世致用的理论渊源之一。
龚自珍思想中对社会的批判是不尽彻底的，他从社会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改革主张也没有十分明确的目标，但是我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他的思想、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尽管他面对惨败的社会现状，一次又一次地说清王朝的现实统治是一个“衰世”,这个时代就如“日之将夕”，但他不是在感叹之余消极地等待着国家、时代的衰败、凋零，而是由始至终对即将到来的时代巨变寄予着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他就像一个老者，清醒又睿智，他尽管看清了社会的衰弱，矍铄的两眼之中闪耀的仍然是对明日的希望，对时代转好的期许。
龚自珍主张改革腐朽的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