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方面，王夫之可谓破旧出新。他系统地批判了历代史学中存在的神学史观和复古谬论，把对当时湘桂少数民族生活的实地观察与历史文献研究相结合，大胆地打破了美化三代古史的迷信，驳斥了“泥古薄今”的观点，阐明了人类历史由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依据“理依于气”“道器相须”的思想宗旨，王夫之提出了“理势相成”的历史规律论和“即民见天”的历史动力论。
王夫之主张从历史的本身去探索其固有的规律，反对在历史运动之外谈论由“天命”“神道”“道统”主宰历史，强调“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那么，何为“势”，何为“理”。王夫之所说的“势”，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现实过程；他所说的“理”,就是体现于历史现实过程中的规律性。他肯定“理”与“势”的不可分割，“理”“势”相辅相成，“理”有顺逆之别，而“势”有可否之分。人们的历史实践活动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这些形成了历史事变的复杂性。我们应当“推其所以然之由，辨别不尽然之实”，从“理成势”和“势成理”等多方面去探讨，才能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规律。
将“天”看作支配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王夫之对传统历史观念的沿袭，但他又用“理势合一”的思想对所谓“天”的内涵进行了规定。进一步地，他利用“天视听自我民视听”等古老命题,将“天”直接归结为“人之所同然者”,“民心之大同者”,从而赋予了“天”以现实的客观内容。如此，在肯定人们的“视听”“聪明”“好恶”“德怨”“莫不有理”的前提下，为了强调必须“畏民”“重民”，王夫之又提出了“即民以见天”“举天而属之民”的论说。这是他意识到了民心向背的巨大历史作用的表现。
有欲斯有理的伦理思想
在王夫之看来，人性是变化发展的，因而需要强调理、欲统一的道德学说。他提出“性者生理也”，认为仁义等道德意识固然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离不开个体的日常生活，需要“饮食起居，见闻言动”。人的道德意识和日常活动是“合两而互为体”的，是和谐统一的。而人性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它“日生而日成”，可以在今天迥异于昨天。人性的形成发展过程，就是人们在“习行”中学、知、行的能动活动的过程。这一观点是对人性二元论、人性不变论观点的否定。王夫之还肯定人的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欲求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反对程朱学派“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他认为，物质生活欲求是“人之大共”，“有欲斯有理”，人的欲求是正常的、有理的，而道德只不过是调整人们的欲求，使之合理的准则。他反对把道德与功利等同而论的倾向。他强调“以理导欲”“以义制利”，认为只有充分发挥道德的作用，人的欲求才能得到合理的引导，才不会亟亟于功利，社会才能“秩以其分”“协以其安”。从上述观点出发,王夫之主张“生”和“义”的统一,强调志节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人既要“珍生”，又要“贵义”，轻视自己的生命、生活是不行的，但如果人的生命、生活不依据道德准则而行，也是没有价值的。他还指出，志节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一个人应当懂得生死成败相因相转的道理，抱定“以身任天下”的高尚目标，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王夫之的伦理思想尽管没有超越封建主义的范畴，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启蒙思想的因素仍具有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中国近代改良主义伦理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内极才情、外周物理的美学思想
我们可以从《姜斋诗话》《古诗评选》《唐诗评选》等王夫之的文艺批评著作中直接阅读他的美学观念，也可以在他《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哲学著作中领略王夫之的美学思想。
在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王夫之认为，美的事物就存在于宇宙之间。这种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事物的矛盾、运动中产生和发展的。他很强调亲身经历对于美的艺术创造的重要性。他认为，作家所创造的艺术美是一种创造，是审美主体对运动着的事物所产生的美进行的择取淘选。因此，“内极才情，外周物理”对于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即要经过作者主观的艺术创造，去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对于艺术创作中情与景的关系问题，王夫之曾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艺术创作中情与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但在任何真正美的艺术的创造中，这二者又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常常是由景生情，由情生景。要想在诗歌创作上有所成就的人，就要善于将情与景融合运用，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境界。而真正美的艺术创作，就应该是“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的作品。王夫之继承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情景交融的观点，并对此作了深入的阐发，这在客观上启迪了后来王国维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
通过借用古代印度佛家五明之一因明学的“现量”说，王夫之在论述美的创造时很强调好诗要从“即目”“直寻”中求得具象感知，“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说的是诗歌创作要尊重现实、追求自然，不得以理强求。王夫之在许许多多的其他方面，都对传统的美学思想作出了新的发挥和阐述，如文学创作中的文与质、意与势、真与假、空与实、形与神，以及“兴、观、群、怨”等诸多重要问题。
相互作用的教学观
在王夫之之前，关于教学原则的探讨往往多笼统而言，或者只是在一个方面的专研。王夫之所谈的教学原则，则是对教、学双方都提出相关的要求，这是王夫之教学思想最有特色的所在。王夫之一系列具有唯物、辩证思想的观点和命题，将古代教学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
王夫之指出：“夫学以学夫教，而学必非教；教以教人学，而教必非学。”阐明了教与学的关系问题：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不等于教，教也不能替代学。这一观念包含了辩证法思想。基于教与学的关系，王夫之又说道：“善教者必有善学者，而后其教之益大。教者但能示以所进之善，而进之之功，在人之自悟。”教学过程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学者之学，教师在这一过程中主要起着指引作用，进德修业的功夫还得靠学生的“自悟”。教师传教是理所当然，但是对于“教在我而自得在彼”的学生而言，勤勉是必要的。“学者不自勉，而欲教者之俯从，终其身于不知不能而已矣。”学生如果不能自觉地勤勉为学，而希望教师放低要求，终究一无所成。相反，教师不应该为了激发学生的自勉，而降低标准去迎合学生不求上进的要求。学生若想作到“自勉”，关键在于拥有内在的动力。“若未有自修之心而强往学之，则虽教无益”,学生如果没有追求知识、修养的被动力，而被强迫着学习，是无所受益的。
在强调学生应“自勉”的同时，王夫之要求教师必须善于教授，是“善教者”。教师的教学活动只有能使学生产生兴趣，使他们感觉能有收益，他们才会“本心乐为”，才能“自勉”。“苟非本心之乐为，强之而不能以终日。故学者在先定其情，而教者导之以顺。”教师必须顺应学生的情感和兴趣，加以引导，使学生乐于学习，而不能一味地强迫学生勤勉刻苦。“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拥有充实的学识和深刻的理解是成为一个好教师的基础。“欲明人者先自明。”照亮他人思想黑夜的教师，首先要点亮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也是对教与学紧密结合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