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唯物的哲学系统
北宋思想家张载提出了“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的本体论命题，王夫之发展了这一思想,对“气”的范畴给以了新的哲学规定,对理气关系、道器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论探讨。
王夫之认为，整个宇宙除了“气”就别无他物，而“气”只有聚散、往来，没有增减、生灭，所谓的有无、虚实只是“气”的聚散、往来、屈伸的运动形态。根据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他举例论证了“气”的永恒不灭性，认为这种永恒的、无限的“气”是一种实体，提出了“太虚，一实者也”，“充满两间,皆一实之府”等命题。
王夫之力图对物质世界最根本的属性进行更高的哲学抽象。他把“诚”训为“实有”，以真实无妄的“实有”来概括物质世界最一般的属性。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它们的本质和现象都是客观实在的。“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人们可以通过认识各种物质现象而概括出事物的共同本质，这否定了唯心主义空无本体的虚构。
王夫之驳斥了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观点，在理气关系上坚持“理依于气”的气本论。他强调，“气”是阴阳变化的实体，理则是变化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规律性。理是气之理，理外没有虚托孤立的理。这一观点是对宋代周敦颐、朱熹等所坚持的气外求理的唯心主义理论的批判。结合对“统心、性、天于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批判，王夫之强调指出：“盖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因此表明了他坚持唯物主义气本论的立场。
在道器观上，王夫之坚持“无其器则无其道”“尽器则道在其中”的唯物主义，这是对割裂、颠倒道器关系的唯心主义思想的系统驳斥。他对传统的道、器范畴给予了新的解释。“形而上”的“道”标志了一般，即共同本质、普遍规律，“形而下”的“器”标志了个别，即具体事物及其特殊规律。王夫之认为，这两者是“统此一物”的两个不能分离的方面。他提出，“天下唯器而已矣”，对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具体存在进行了肯定。任何的具体事物既具有同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又有自己的特殊本质。而“道者器之道”，它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终无有虚悬孤致之道”。这一道理，就好比没有车马也就无所谓驰道，没有钟磬、管弦就没有礼乐之道一样。在器之外、器之先安置一个“无形之上”的精神本体是一种谬说。通过对“道”对“器”的依存性，王夫之驳斥了“理在事先”“道本器末”的观点，提出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论断。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我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发展的顶峰。
王夫之凭借着丰富的学识，对复杂的社会矛盾进行哲学概论，为我国古代辩证法的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基于“絪缊生化”的自然史观，王夫之持有与宋明以来流行的主静说相对立的主动论。他提出，“物动而已”“动以入动，不息不滞”“天地之气,恒生于动而不生于静”。运动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气以外的事物运动的原因是不存在的，物体在无停息地运动，自然界是永恒运动化生着的物质过程。他又指出，“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是对周敦颐、朱熹所宣扬的太极动静而生阴阳的观点的全面否定。对于魏晋玄学家王弼“静为躁君”“静非对动”的动静观，王夫之明确肯定“静由动得”，“动静皆动”。同时，他也不否认静止的意义和作用，认为相对的静止是万物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试试行，阳变阴合的运动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动静两态，就是绝对的动和相对的静。如此，王夫之既否定了主静说，又批判了割裂动静的各种形而上学的运动观，对动静两者的辩证联系做出了更深一层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