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重要哲学著作
王夫之的学识渊博，文学、史学、经学、小学、子学、政法、伦理等各门学术的造诣都很精深，同时旁涉兼通天文、历数、医理、兵法乃至卜筮、星象等，对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也很留心关注。渊博的学识造就了他数量众多的著述，现今存世的就有约73种,共401卷。其中，《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和《张子正蒙注》在王夫之众多的哲学著作中成就较高。
王夫之的哲学论断富有批判精神。他别开生面地注释经学，以发挥自己的思想。他把以往的学术明确地划分为“贞邪相竞而互为畸胜”的对立阵营，自觉地继承、发扬《易》学系统中的朴素辩证法和从王充到张载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同时，大体把各种宗教神学和唯心唯识之说都归入“异端”阵营，主张对它们“伸斧钺于定论”，给以严厉批判。另一方面，他又主张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的批判方法，对老庄哲学、佛教理论深入研讨，在批判中注意吸取其中合理内容，从而积累了大量先世的思想资料，创立了具有总结历史意义的博大哲学体系。
王夫之于清顺治12年，即公元1655年开始写作《周易外传》。这是他有关《周易》的第一部著作，也是发挥其哲学思想的主要著作之一。全书共七卷，每卷又分若干论，共有一百四十五论。其中，卷一至卷四论六十四卦，卷五和卷六论《系辞传》，卷七论《说卦传》《序卦传》和《杂卦传》。
王夫之写作《周易外传》，借论述《周易》来抒发政始抱负，表述政治主张，研讨哲学理论。文中较为系统地发挥了他的哲学思想，提出了许多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的命题。在《系辞上传》中，王夫之提出“天下唯器而已矣”，在《大有》中，他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在《无妄》卦中，他又提出了“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周易外传》的主要贡献，是对易象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批判了“道学”太极说和道器说，把朴素辨证法推向一新高度。
《尚书引义》中，王夫之引申《古文尚书》中某些观点，借以发挥自己的思想。全书共6卷，凡50篇，篇与篇之间不相连属，各有独立论题。
全书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历代兴亡的教训，着重对玄学、佛教和宋明道学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较集中地阐述了唯物主义的认识理论。书中通过研讨天与人、已与物、能与所、心与事、明与诚、格物与致知、知与行以及名实、文质等诸对范畴，试图说明认识运动中主体与客体、认识与实践、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等的矛盾关系，并提出“心有两端之用，而必合于一致”作为普遍的思维模式，蕴含着朴素的辩证逻辑思想。本书阐明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等著名命题；既反对宿命论，又否定唯意志论，强调人的认识和实践的能动性。此外，历史观上关于“理”“势”相成、“即民以见天”的观点，人性论上关于“习与性成”“已成可革”的观点，均属王夫之的哲学创见。总结明亡的教训中，《尚书引义》揭露了“迷以诬天、骄以玩人”的宗教神学与唯心主义的政治危害，并对明代弊政，诸如君主专制、刑罚苛酷等也进行了批判。某些观点未摆脱宋明道学的束缚,关于“人心”“道心”的划分把封建道德意识先验化了，其知行观中所强调的“行”，仍局限于个人的道德践履。
《张子正蒙注》是对北宋哲学家张载《正蒙》一书的注解，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正蒙》一书汇集了张载哲学思想的精粹，朱熹曾对其进行注解，成书《正蒙解》，将张载的理论大部分歪曲了。除了朱熹和王夫之，明清两代注解《正蒙》的学者文人还有高攀龙、陈伯达、李光地、冉觐祖、张伯行等，但王夫之的注解是最精确的。《张子正蒙注》充分阐明了王夫之的思想，更进一步发展了张载哲学，而且对于原著上有些观点表示不同的见解，对于字句的错误也作了不少的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