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红，这种花是每隔一年就会开的吧。”丈夫突然嘟囔了一句。
玄关前的百日红，今年没有开花。
“应该是的吧？”我茫然地回答道。
这便是我和丈夫最后一次夫妻间的亲密对话。
雨停了，丈夫逃也似地匆匆出门了。三天后，报纸上用很短的篇幅刊登了发生在诹访湖的殉情事件。
那以后，我也收到了丈夫从诹访的旅店发给我的信函。
“我和那个女人去死，并非为了爱情。我是一个记者。记者总是怂恿人们去进行革命和破坏，自己却从中转身逃遁，躲在一旁揩拭汗水。着实是奇怪的生物。是现代的恶魔。我无法忍受对自己的厌恶，决心主动爬上革命家的十字架。啊，记者的丑闻。这不是之前不曾有过的案例吗？倘若我的死能够促使现代的恶魔感到脸红，并开始反省，那就求之不得了。”
那封信上，还写了诸如此类无聊而愚蠢的事情。莫非直到临死前，男人都必须得如此煞有介事地拘泥于所谓的意义，而装腔作势地撒谎不成？
据丈夫的朋友说，那个女人二十八岁，是丈夫以前供职的神田那家杂志社的女记者，在我疏散到青森的那段时间，就常常留宿在这个家里，还怀孕了什么的。哎，仅此而已，便高调地宣称革命来着，然后又如此这般地死去，我深切地感到，丈夫是一个很糟糕的人。
革命，乃是为了让人活得快乐。对那些一副悲壮面孔的革命家，我压根就不相信。丈夫为什么不能更堂而皇之并更快乐地爱那个女人，从而让身为妻子的我也变得快乐呢？
说到地狱般的爱情，尽管当事人或许格外痛苦吧，但首要的，是它会殃及周围的人。
轻松地转换心情，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理应不会有任何难题。连对妻子的心情都无法改变，这革命的十字架也未免太过残酷。带着三个孩子，在去诹访领回丈夫遗体的火车里，我与其说是因悲伤和愤怒，不如说是因这种难以置信的愚蠢而无地自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