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决不止于“原本”本身，也决不止于某一确定的阶段。传统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连串的对“原本”的解释、再解释。对“原本”的早期解释，对于后来的继承人来说，就是“原本”和传统；我们现在人对传统的解释，对于将来的继承人来说，又成了“原本”和传统。传统和解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二者都在“原本”内部，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二者都是“原本”的活动过程。[2]所以我们决不能把解释看成是对传统及其“原本”的主观附加之物，而应该把解释看成是和客观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为对传统做新的解释就是主观地对待传统，这种看法是把传统与解释对立起来，似乎传统可以外在于解释而独存，解释不过是对外在的东西的一种认识，这显然是一种主—客关系式的认识论。利科指出：解释不是“对原本所做的活动”（theactonthetext），不是“一种主观的解释过程”，而是超出此种意义的解释，探索“一种客观的解释过程”，此过程乃是“原本的活动”（theactofthetext）。[3]前者是狄尔泰所未能摆脱的西方传统观点，后者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创新。前者把解释看成是主体的主观活动，后者把解释看成是构成传统的内在因素，是传统及其“原本”本身的客观活动。按照前一种观点，人对传统的认识处于外在关系中，人不能参与到传统中去，因而也无法使旧传统转化为创新的力量，旧传统也永远与我们保持古今的距离。按照后一种观点，则由于人对传统的参与，旧的、死的东西可以通过解释而成为新的、活的东西，远离我们的东西可以通过解释而化为贴近我们的东西。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所必然具有的“现在”的性质，即前面一再申述过的现在的参照系与传统的结合。正是这种结合，在传统继承人面前展开一个新的、贴近自己的视域，一个新的世界。
4.对传统的新解释不能脱离传统
显然，这种新的世界又决不是脱离旧的传统的。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告诉我们：历史、传统先行于我和我的反思，在我隶属于我之前，我已先隶属于历史，隶属于传统。我们总是被抛置在现成的传统之中，传统是我们一切言行由之出发的始点，我们在对传统做解释和反思时，我们已经预先设定了传统。“解释，在作为解释者的活动之前，就是原本的活动。……对于解释者来说，解释就是把自己放在原本本身所支持的解释关系所指示的意义之中。”[4]所以我们不可能完全脱离我们所隶属的传统条件进行新的解释；即使是打破旧传统，也不可能完全脱离传统条件。更具体地说，我们现在的人所处的新的参照系虽然如前所述不同于传统及其“原本”所处的参照系，但这新的参照系与旧的参照系之间又有其历史连续性和贯通性。我们现在人的视域虽然不同于古代人的视域，但现在的视域包括其自古至今的形成过程，脱离过去的、孤立的现在视域是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群体虽有古今新旧之分，但又有其相同的特征以区别于其他群体；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群体内的不同成员对传统的解释虽言人人殊，但又有其相同的传统背景以区别于其他群体的成员。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对传统的解释就不可能是不受条件限制的。哈贝马斯所主张的不受限制的交往，只能是一种理论，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他的意识形态批判也必须以对传统、对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解释为基础。
5.对传统的新解释是一个受限制与打破限制的斗争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