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传统重“为道”：“知”哲学与“行”哲学的统一
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的知行合一思想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一般都要求把自己的哲学观点付诸实践，使哲学与实际生活，包括政治生活，打成一片，他们不单是讲哲学，而且要用哲学，身体力行。所以一般哲学家，当然主要是儒家，都集哲学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于一身，他们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道德家。儒家所讲的内圣外王最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我很赞赏金岳霖对这个道理所做的概括：既有内在的圣智，就必然可以外在化为王者治国安邦之道，哲学思想必然可以在经国济世的活动中得到实现，哲学家必然要成为政治家。[1]所以“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可以成为“无冕之王”[2]。
儒家哲人的这种特点不仅与知行合一思想直接相关，而且说到底还是他们的天人合一思想的表现。儒家的天人合一本来就是一种人生哲学。人主要地不是作为认识者与天地万物打交道，而是主要地作为一个人伦道德意义的行为者与天地万物打交道，故儒家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个最充满人伦道德意义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哲学思想与道德理想、政治理想融为一体，个人与他人、与社会融为一体。这样，在儒家传统中，哲学与实际的政治生活、人伦生活合而为一，哲学家与实践的政治家、道德家合而为一，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2.西方传统哲学重“为学”：“知”哲学与“行”哲学的相对分离
和这种情况不同，西方哲学传统重主客二分，重对自然的认识与征服，重认识论与方法论，比起中国儒家传统来，较少重人生哲学。如果用“为道”与“为学”的术语来说，中国儒家传统是重“为道”，而西方哲学传统则是重“为学”。重“为道”的哲学家必然把自己的哲学与人生、与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3]；重“为学”的哲学家则比较脱离实际生活，处在实际生活之外，用金岳霖的话来说，“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4]。也可以说，他“知”哲学而不“行”哲学，不身体力行。前者往往兼作政治家、道德家，后者则往往脱离实际，对哲学做学究式的研究，在自己的哲学推理和论证中自得其乐。这当然不是说西方传统哲学家不讲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相反，他们大都有自己的系统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或则与他们本人的生活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的哲学思想并无紧密联系，或则与他们的哲学思想虽有紧密联系，却与他们本人的生活并无紧密联系，他们都不像中国的儒家哲人那样，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既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哲学家本人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5]，甚至于哲学家与政治家、道德家，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伦理思想都是同一的。
西方哲学的这种特点大都表现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上面所说的西方传统哲学主要地也是指近代哲学。这仍然是由于上面已提到的主客二分式的发展所造成的。主客二分式和主体性是西方近代哲学的模式和原则，故上述特点在西方近代哲学史上表现得较普遍、较明显。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不是这样，他们的情况和中国儒家颇有些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就很像中国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王。[6]
3.西方现当代哲学重“为道”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