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其他诸种细微的背景，事件与背景连成了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由于时间和历史的迁移，这些背景改变了，事件本身的面貌也随之改变，时间和历史的车轮不可能倒转，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也不可能绝对地被复制和重现。[3]黑格尔早已意识到了恢复历史原貌之不可能。他有一段很形象生动的说明：古代的艺术作品，现在已“缺乏当初由于神灵与英雄的毁灭的悲剧而产生出自身确信来的那股精神力量了。它们现在就是为我们所看见的那样，——是已经从树上摘下来的美丽的果实：一个友好的命运把这些艺术作品传递给我们就像一个少女把那些果实呈献给我们那样。这里没有它们具体存在的真实生命，没有长有这些果实的果树，没有构成它们的实体的土壤和要素，也没有决定它们的特性的气候，更没有支配它们成长过程的一年四季的变换。同样，命运把那些古代的艺术品给予我们，但却没有把它们的周围世界，没有把那些艺术品在其中开花结果的当时伦理生活的春天和夏天一并给予我们，而给予我们的只是对这种现实性的朦胧的回忆”[4]。伽达默尔引证了黑格尔的这段话，以论证“一切修复之无效”，并指责施莱尔马赫想重建历史“原本”的原来条件以修复历史“原本”的企图之“无意义”[5]。
当然，如果把历史研究仅仅归结为某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之类的事实性考证或某历史人物的生卒年月的考证，或某种难读的铭文之辨认等，总之，仅仅归结为可以用一些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的方法加以鉴别的事实之真伪的研究，那诚然可以说，原则上是可以恢复历史“原本”的面貌的，但这样的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一般说来，只能是一种初步的工作。即使对某个作品的作者本人之原来意图、目的和心理事实的甄别，也不能看成是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我很同意伽达默尔的这一见解：“历史理解的真正对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义’。”[6]这就是说，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在于理解历史事件的“意义”。我以为这里的“意义”也应该包含古代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而不是对作品的文字解读、注释和事实考证）。黑格尔在讲到古代艺术作品之所以不能修复时，也主要是指他所谓的古代艺术作品中那种“对神灵的崇拜”和“有生气的灵魂”，由于“周围世界”的变迁而“没有了”[7]，以致“我们通过把这些东西（按：指‘从树上摘下的果实’，即保存下来的古代艺术作品）放回到它们的历史关系中去所获得的，并不是与它们活生生的关系，而是单纯的表象关系”[8]。这就是说，古代艺术作品与它们原来所处的“周围世界”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即古代艺术作品原来显示的那种神灵崇拜的氛围和意义，是不可能再恢复了。伽达默尔在这里显然赞同黑格尔的意见。伽达默尔说：“正如所有的修复一样，鉴于我们存在的历史性，对原来条件的重建乃是一项无效的工作。被重建的、从疏异化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即使是“按其古老状况重新设立的建筑物，都不是它们原本所是的东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