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进展，“原本”逐步地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天经地义的、带有信仰性质的东西而为群体所接受，成为凝聚群体的力量，这样，“原本”也就逐步地形成为传统。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一个逐步远离“原本”的过程，或者说，是传统的后续阶段远离先前阶段的过程。如果说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发端于孟子，那么，从孟子起，中经董仲舒而至宋明道学，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既是天人合一形成为传统的过程，也是远离孟子的天人合一之“原本”的过程。我这里所说的“远离”，其具体内涵是指原初行动者、受动者和当时的参照系已消失而成为过去。例如原初的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说—听”关系被代之以“作者—读者”的关系。这两种关系不是一回事：首先，原初说话人和受话人变了，二者所处的参照系也变了，后来“原本”的读者与原初的作者参照系是不相同的；其次，直接的面对面的谈话可以有相互间的交流，可以有问有答，“说—听”关系同时伴随一种“问—答”关系，但在“原本”行动以后的“作者—读者”关系中，读者与作者之间不可能有直接交流的“问—答”关系；最后，后来的读者对原作者的接受情况也不同于原初的受话人对说话人的接受情况。这样，传统在形成过程中就取得了相对独立于“原本”所处的参照系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原初说话人的意图的自主性，相对独立于原初受话人的接受情况的自主性。[2]——所有这些，都是我所说的“远离”的内涵。
4.传统形成的过程又是不断扩大和更新“原本”内涵的过程
正是这种远离或自主性，打破了“原本”的限制，扩大了“原本”的范围，更新了“原本”的含义，一句话，越出了“原本”所处的狭隘体系。这里的关键在于解释。在新的参照系之下对“原本”做新的解释，这就是传统形成过程之所以造成远离“原本”或对“原本”的自主性的原因。任何一个写下来的作品，一旦公诸于世，它就是向广大的人群说话，不仅是向同时代人说话，而且是向后来人说话，作为受话人的读者不仅限于同时代人，而且有后来人。读者可以对写作的“原本”做出各不相同的回应，这些回应无论是赞成和接受的，或者是反对和拒绝接受的，都是根据读者自己所处的参照系对“原本”所做的新的解释。即使是对已形成为传统而为大家所赞成、接受以至达到信仰地步的东西，也有回应者自己的解释。可以说，传统的“原本”在形成为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地参照变化了的环境，在后来的一连串读者面前，展开一系列不断更新的世界。
写作的“原本”是如此，行动的“原本”也是这样。任何一种社会行动，都会留下历史的痕迹，作为传统的行动痕迹，其线条当然比一般未形成为传统的行动痕迹更粗一些、更重一些。传统的行动痕迹往往出乎原初行动者的始料之所及，自有后来人的评说——解释。武则天的无字碑，其用意就在此。
5.传统的偏执与更新
这样看，解释的过程便是一个不断远离“原本”的过程，传统形成的过程本身便是一个传统不断更新、不断开放的过程。这样说，是否与传统的惰性、耐久性和偏执性相矛盾呢？不然。传统本来就具有两面性，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因新的参照系与之相摩擦而不断更新自己，又因其偏执性而抗拒摩擦，力图使自身永恒化。可以说，传统既是摩擦的结果，又是对摩擦的抗拒。[3]那种把传统一味看成凝固不变而无更新的观点是错误的、不符合史实的。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因受印度佛教的摩擦而更新了先秦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为宋明道学的天人合一观，不就是一个明证吗？其实，传统不仅由于在新的参照系之下的新解释而更新自身，它甚至可以由于参照系的巨大变动而被根本打破。这种打破传统的现象不能看成是不正常的偶发现象，而应当看成是传统发展的一种正常可能性和前途，也可以说，打破传统是对传统做新解释的一种特殊方式。
[1] 关于原初行动者、受动者和参照系等术语和相关的提法，是从利科（PaulRicoeur）所著FromTexttoAction（KathleenBlamev和JohnThmopson英译本，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一书中引用和引申而来的。
[2] 参见PaulRicoeur，FromTexttoAction，p.17。
[3] 利科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一文中说：“意识形态既是摩擦的结果，也是对摩擦的抗拒。”（KathleenBlamey和JohnThompson所译PaulRicoeur，FromTexttoAction，p.251，美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1。）我以为利科关于意识形态的这一断语也适用于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