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是最中国化的佛教，其创始人为慧能。禅宗提倡顿悟成佛，反对积学渐修，不讲究宗教仪式，不主张念经拜佛，不立文字。“顿悟成佛”之道就是“无念”，“无念”的一种解释是说，“于诸境上心不染”[41]，即不执着于认识对象，而不是“百物不思，念尽除却”[42]。按照此种“无念”的意思，则不是不接触对象，不是不要日常生活，而是处尘世而不染。禅宗不认为外境虚幻，而是认为心空则一切皆空，即是说，“自性真空”，精神上不执着，则可达到虚静的天人合一境界。我们不能把禅宗简单地看成是主观唯心主义，它并不主张客观事物都在意识之中，它承认有“境”、有“相”，但他主要是提倡一种不着境、不着相的胸襟。禅宗又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佛性即人之本性，故人人皆可成佛。禅宗对以后宋明儒家的道学有直接影响。
儒家在魏晋至隋唐时期，虽不及汉代那样处于独尊地位，但毕竟是中国哲学之正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学基本上是儒道之结合的产物，隋唐时期的佛学亦被迫中国化，甚至儒家化。尽管如此，唐代中期的儒家思想和文学家韩愈仍以儒家“道统”即先秦孔孟之道的继承者自居，大力反对佛教和道教，批判佛老“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维护儒家的纲常名教，而且有承认“天命”的思想，只不过他排斥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李翱继承韩愈排佛的立场，但他吸收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强调“不动心”的修养方法，希求在与外界接触的同时而不为外物所动的所谓“诚”的天人合一境界。李翱也讲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他的思想比起韩愈来，较少伦理道德的意义。
柳宗元反对天人感应说，反对天人合一，反对以“天”压人的“天命”观，认为：上下未形之时，“唯气存”[43]；“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44]；“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45]。刘禹锡提出“天人交相胜”的学说，反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的思想，反对“天命”宰制人，强调人能胜天。柳宗元和刘禹锡虽主天人相分，反对天人合一，但并未达到主—客二分的水平，他们的思想较少哲学上的分析和论证，更乏认识论。而且，他们两人都受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影响，企图“统合儒释”，实际上是把佛教儒家化。
道教形成于东汉末期，到南北朝隋唐而与佛教几立于对等之地位，佛道之间既有斗争，又有渗透。同时，道教也吸收了儒家的某些思想。道教不但在医学、化学等方面有具体贡献，而且包含了人当宰制自然的科学精神，它主张人应“窃天地之机”，“役使万物”。道教的这一方面是中国哲学史上有待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宋明时期的哲学。宋明哲学以理学（道学）为主导，它是以儒家孔孟学说为基础、批判吸收佛道某些思想的较完整的哲学体系，是一种新儒学，它产生于北宋，盛行于南宋与元明时代。理学家共同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关系问题以及现实的社会和人生问题。他们的哲学仍然立足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他们大多吸取了佛教的心性修养学说和道家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而又批判了佛道追求虚幻或彼岸和玄学忽视名教的思想。宋明理学虽然流派分殊，但都把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哲学特征即天人合一的思想、以研究人伦道德为主旨的思想、以“天”压人的思想发展到了顶峰。
周敦颐是理学的奠基人，他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本原，“太极”之理为“纯善至善”，而人禀受“太极”之理，故人性本善，也就是说，人性本来合乎仁义礼智；恶来源于欲，因此，他提出“无欲故静”的道德修养的主张。周敦颐的这些思想对以后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学派的天人合一和以“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