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肇也把佛学与玄学混合讲述。他明确以阴阳区分“身”与“心”，在他看来，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之对立，皆由于“一念迷”[36]而产生，其结果就是现象界，现象皆从“因缘”而生，没有独立的“自性”，亦即无实体性，因而不是真实存在，故可以说是“无”；但现象毕竟存在着，故又可以说是“有”。“譬如幻化人，非无幻化人，幻化人非真人也”[37]，这就是僧肇的“不真空论”。更进而言之，现象界之事物虽然生灭无常，但僧肇认为平常所谓同一事物之变化前后，实乃两个不同的事物，它们“不相往来”[38]，即是说，没有自我同一性，各自独立而不变，这就是他的“物不迁论”。僧肇通过“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说明现象既可说是有，也可说是无，既可说是变，也可说是不变，既可说是“有相”，也可说是“无相”。僧肇认为应该在有中见到无，在变中见到不变，在“有相”中见到“无相”。要达到这种见识，就不能执着于现象，更进一步说，也就是不能执着于“心”与“身”的区分。僧肇的“般若无知论”就是要人破除“心”与“身”的执著，破除“知”与“所知”即主体与客体的区分，用“般若”的“无知”去直观和领会“无相”的“真谛”，即所谓“破除执着，乃入真实”[39]。僧肇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表达了只有破除主客二分才能“入真实”的思想。他所谓“入真实”，实际上是一种与“道”（“空”）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南北朝时期的范缜提出了“形质神用”、“形神相即”等理论，着重反对了佛教的神不灭论。他关于形神的学说是一种身心一元论。
隋唐时期的哲学。隋唐时期为中国佛教之鼎盛阶段，但儒学仍为正宗，儒佛之争贯穿于唐代，佛教被迫中国化。
玄奘及其门人窥基所创立的唯识宗主要是对印度佛教唯识学说的介绍。此派强调破除“我”、“法”二执，实际上就是要破除以我和事物为实体的主—客二分式，但唯识宗认为“我”与“法”皆“识”所“假立”，而“识”仍然是实体性的东西，这就是说，“我”、“法”“二空”，而“识”不空。于是唯识宗提出了“唯识无境”、“万法唯识”的理论。它认为“我”、“法”“二执”是产生烦恼和分别计较的根源，破了“二执”，即否定了自我和万物的实体性，就可进入涅架境界而成佛。
华严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其创始人为法藏。华严宗提出“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的“四法界”说，认为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事法界”）与本体（“理法界”）互相统一（“理事无碍法界”），各事物之间也互相统一（“事事无碍法界”），其中，“理法界”即本体是最真实的，又叫作“真心”，真心本体恒常不变。这一点与唯识宗关于“识”亦依他起之说不同。法藏又称“理事无碍”的关系为“一切即一，一即一切”[40]。华严宗认为最高境界不仅是一种不分主客的境界，而且是不分本体与现象的境界，即所谓“见师子与金，二相俱尽”。华严宗关于真心本体恒常不变，事物皆真心本体之客观体现的思想，比起唯识宗所讲的一切“法”皆空的思想来，似有较重现实之意，这一点颇有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合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