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正当我们为民主与科学而不断努力奋斗之际，正当我们不断呼唤人的主体性精神和主—客关系式之际，国际上对民主与科学以及主体性精神却出现了新的理解和诠释，民主也好，科学也好，主体性精神也好，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审视。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它使欧洲人在民主与科学方面都创建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后来，人文主义却越来越走入歧途：对人的过高估计把人变成了极端自负的、无所不能的神物，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便是一例。这样的人文主义认为人可以达到绝对完善的地步，自然不再像文艺复兴之初那样是受尊重之物，而仅仅是供人奴役、宰制的工具，此外就没有任何价值。人文主义变成了对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结果是自然对人的报复：自然疏离着人、威胁着人。这方面的具体事例已是众所周知的。正如一些当代西方思想界人士所慨叹的那样：西方人已从封建主义和教会神权统治下获得了自由（民主），却又堕入了物统治人的不自由；科学给西方人以驾驭自然的能力，却又可能是摧毁人自身的力量。许多现当代西方思想家已经不断地指出了这种唯我独尊的人类中心论或者说走入歧途的人文主义的危害，并进而对与之相联系的主—客关系式和主体性哲学采取批判的态度。例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指责那种把主体、自我夸大到疏离自然和君临于自然之上的人是“无家可归的现代人”。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看成是自然万物的主人，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在根本上没有主客之分、主奴之分，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万物一体的融合是第一位的，主客关系是第二位的，西方的问题出在颠倒了两者的位置。
面对这种国际思潮，我们该怎么办？中国思想文化界已有各种议论。我以为不应当谴责科学本身，似乎非否定科学不足以回复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当把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企图在中国的封建道德意识中去寻找凝聚力；不应当把西方的人文主义看成不过是个人主义，而想在孔学和儒学那里去发掘人文主义以抑制西方的人文主义，排斥西方的主体性哲学。总之，我们不能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我们前面所遇到的问题，就裹足不前，而一味宣扬和照搬一些过时的东西。我们首先有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但由于国际市场和国际思潮的冲击，当然也有西方发达国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双重的，因而也是更艰巨的：我们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科学，要强调伸张人的主体性，在这方面，我们首先是向西方近代哲学学习。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文艺复兴”比西方晚了几百年，现在还处于披荆斩棘之中。如果说西方人当前强调的是超越科技与民主、超越人文主义和主体性哲学，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人不过是照料自然万物的牧羊人那样的观点，那么，我们中国人则应该注重学科学，学尊重人的主体性，学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但是，另一方面又不要把人的主体性吹胀到万能的地位，对自然采取人类中心主义，对他人采取自我主义，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意境界，就像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史诗所说的那样，虽过时不能照搬而仍有“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