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开始吸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以建立自己的宇宙观，提出“以元为体”的主张，“元”的主要含义是“气”，“元”体现于人便是“仁”，“仁”就是仁爱，“仁”是一切之源，人凭着仁爱可以创造一切。康有为认为道德准则不过是“免苦求乐之具”，宋明理学所宣扬的“天理”是“绝欲反人”的理论。他还借孔子的权威宣传自己的民主思想。尽管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鼓吹礼教，但他早期反“天理”的思想和民主思想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主体性思想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谭嗣同受西方自然科学中“以太”说的影响，认为“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91]。他由此而提出“仁”的学说，认为“以太”有把天地万物人我胶粘在一起的性能，这就是“仁”，即仁爱，故“仁为天地万物之源”[92]。谭嗣同以“仁”为依据，宣传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激烈抨击儒家传统特别是宋明理学所讲的形而上的“天理”、“天命”。他不仅反对以“天理”、“天命”压人，反对儒家的纲常名教，而且进而直接反对“天理”、“天命”在地上的代理人“天子”。谭嗣同所宣传的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以及他对“天理”、“天命”、“天子”的攻击，实际上是他的主体性思想的表现。他虽然仍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他又明确地论述了“我”与“非我”之分，实即主—客二分。他极力强调“心之力”，实即主体性，认为“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93]。谭嗣同也很注意自然科学的知识。
严复主张万物皆由“质、力相推”演化而成。他强调“与天争胜”，实即发挥人的主体性。他也很重视认识论和逻辑方法，推崇西方近代哲学家洛克的经验论，主张读自然的“无字之书”，企图把哲学建立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
梁启超赞成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宇宙间万物“莫不变”。他推崇西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强调人贵“能自有我”，也赞赏康德认识论中的主体性思想，提倡“非我随物，乃物随我”[94]。
章炳麟早期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万物成于各原质，各原质成于以太，主张社会进化论。他反对儒家的“天命”观，断言“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95]。他驳斥王阳明的“良知”说，提倡科学认识。章炳麟后期接受佛教的影响。
孙中山也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主张进化论。他把心和物、精神与物质做了明确的区分，有较清楚的主—客二分思想，他强调“心”的主体性作用，认为“心”是“万事之本源”[96]，人可以胜天。孙中山打破了几千年来中国哲学主要从道德意义上讲知行的旧传统，着重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讲述了他的“知难行易”学说。他反对封建的纲常名教，提倡自由、平等、博爱，认为道德的本原不在“天理”，而在于人类互助的需要。
“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两大口号，是明清以后的中国近代哲学家和思想家们反对封建的“天理”、重视人欲和个性，反对天人合一、重视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反对专事人伦道德之研究、重视发扬自然科学思想的概括与总结。“五四”运动把中国近代哲学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