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中之理学一派以宋代的朱熹为集大成者，最盛于宋元，而其中的心学一派则最盛于明代，以王阳明为集大成者。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更强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灵明”[63]。故人心即天地万物之心，人的“良知”即天地万物之“良知”，离开人心则天地万物无有意义。王阳明的这种思想，与朱子的“与理为一”的思想相比，可以说使天与人之间达到了更为融合无间的地步，王阳明哲学中已无形而上世界与形而下世界之分。王阳明所讲的“心”、“理”、“良知”，其内涵也是指的封建道德原理，天人合一就是人心道德之原理，即是天地万物之心，亦即“一体之仁”[64]之本心。“人心是天渊，无所不赅”[65]，只因私欲障碍，才失去了“天之本体”[66]，而修养的目的就是“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67]，以复“天之本体”，亦即回复天人合一之本然境界。王阳明作为儒家，和朱熹一样，主张以“天理”压人欲，但王阳明反对朱熹的形而上学，却具有积极意义。明清之际的反形而上学思潮实自王阳明始。王阳明基于对“人心”的强调，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外在权威的思想，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68]王阳明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学说。知就是良知，行就是致良知，知行不是二事。王阳明所讲的知和行是道德意义的，而道德意义的行本应包括动机在内，故一念之初即是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以克服“一念不善”，达到他的天人合一为宗旨。
王廷相反对朱子理学关于理在气先的形而上学，主张“理在气中”，认为“气”是“造化之实体”，“理载于气”[69]，反对理可离气。王廷相是后来明清之际的“理在气中”的反形而上学观点的先驱。王廷相还认为封建名教是“性之后物”[70]，从而反对了那种把封建道德原理绝对化、客观化、神圣化为“天理”的儒家传统。王廷相还反对儒家所讲的“德性所知”，强调“内外相须”[71]的知识和“实历”，因此，他的哲学中有不少讲认识论的部分，这是他反对中国传统哲学轻知识和认识论的思想表现。
明代后期的王学左派李贽继承了王阳明反儒家传统形而上学的思想，但他比王阳明前进了一大步，他不仅反对形而上的“理”的世界，而且连同“理”的封建道德的内容和含义也一并加以摒弃。他责问“所谓一者果何物，所谓理者果何在，所谓太极者果何所指也？”[72]并明确主张人有其本然之心，儒家所奉为至上的、天经地义的“义理”和“道统”只能使人失其本然之“童心”。他“卑侮孔孟”，强烈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73]。李贽肯定人的私欲（不是自私自利）和现实生活，反对希求超感性的东西，反对灭绝人欲的“天理”，反对以抽象的共性压制具体的个性，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74]。但他反对在衣饭之类的“伦物”上斤斤计较，主张“于伦物上识真空”[75]，亦即不为“伦物”所迷惑，而能对“伦物”有高远的评价和境界，这就叫作“达本而识真源”[76]。李贽的“真空”不是超乎现实事物之上的形而上的根基或实体，“真空”是一种对“伦物”的高超态度，也是一种“万物与我为一体”[77]的境界，亦即他所说的“童心”或“真心”。他的“真空”论，目的是教人做“真人”。李贽虽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与儒家传统所讲的人与封建义理之天人合一的思想大相径庭。李贽的哲学和王廷相的哲学从不同角度都对于中国哲学史转向近代哲学具有预示和促进的意义。
3.明清以后的近代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