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秦哲学
中国哲学史在商代已经处于萌芽中。商代把意志的“帝”或“天帝”看成是世界的最高主宰，凡征战、田猎、疾病、年成、行止，都按占卜结果行事。西周灭商后，有了较为哲理化的“天命”观，人事被认为是由于天的命令，天人关系实为神人关系。商周之际，有以水木金火土五行为五种基本物质的思想，周代有解释自然现象的八卦思想和阴阳思想，但都杂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远非建立在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
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的思想，是以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最早的萌芽。
春秋时代产生了人为“神之主”的思想，先前的天的人格神的含义受到怀疑。郑国子产明确地说：“天道远，人道迩。”[1]这是一种贬天命、重人自身的思想表现，但他讲得极其简单朴素。范蠡则把天道解释为日月运行的自然规律，强调顺应天道，人类才能成功。
孔子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少言天道，但仍认为唯天为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2]。孔子所讲的“天”，大都是有意志的“天”，它是统治一切的主宰。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3]可见孔子已赋予“天”以道德的含义。后来的“天理”的观念也许在这里已有其思想渊源。孔子这句话当然也还包含了他本人是受命于天者的意思。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4]这也表现了孔子把“天命”与“圣人”看成一致的思想。孔子的这类言论多少有天人合一之意。孔子以“仁”为根本，“仁”是诸德之帅，他认为他自己所负的“天命”就是教人为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克己复礼”，即视听言动均合乎礼的道德行为。孔子提出“正名”，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为仁和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所谓“闻道”，也就是复礼、为仁。当然，孔子的思想除首先是“闻道”之外，也有注意求知的方面，他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有求知之方的训语，但一部《论语》，主要地仍然是以“天命”和“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训，关于科学和知识方面的理论是极少也极其简单的。孔子重人道、重“天命”与人之仁德的结合，而轻知识、轻科学认识，是他的哲学缺乏主—客二分思想、缺乏以主体性为原则的表现。他的这种思想构成了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思想的特点。
墨子虽然主张有意志的“上帝”，但同时提倡“非命”，这与孔子的命定论有所不同。墨子也讲“仁”，但“仁”的含义是“兼爱”，他反对孔子的克己复礼之谓仁。他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他的哲学是功利主义。墨子重“耳目之实”，提出了“言必有三表”的判断言论之真伪的标准，墨子显然已初步探讨了认识论问题。
杨朱主张“为我”、“贵己”、“轻物重生”、“不以物累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注重个人、注重人的独立自主性的思想家，他虽然没有什么理论论证，但多少具有西方主体性思想的闪光。
孟子最早提出较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5]“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在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日小补之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6]人与天地万物，在孟子看来，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之善端（即仁义理智之四端）受于天，原于天，或者说，本天之所赋，这样，孟子就为封建道德原理找到了形而上的根据——天，这种具有封建道德意义之“天”宰制着人。孟子极少讲科学认识，他是孔子重“闻道”的思想方面之继承者和发扬者，他着重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运用于政治社会，他不仅像孔子那样着重讲“内圣”，而更多地讲“外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