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直觉作为认识的起点，这是符合实际的。不过，克罗齐不同于一般把直觉当作对客观现实中个别事物的反映的看法，认为在直觉界线以下还有“感受”或“情感”，它是无形式的材料，直觉则赋予它以形式，使之成为山河大地虫鱼草木之类的事物，即克罗齐所谓“意象”，“意象”就是认识的对象。克罗齐的这套讲法似乎令人难于接受，但他关于感受、情感先于直觉、先于认识的基本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海德格尔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阐释了情绪先于直觉、先于认识的思想。海德格尔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得与世界“打交道”，就得对世界“有所作为”，人在这种活动中与世界整体保持活生生的关联，而不是像在后起的认识中那样，只看到抽象的、现成的、死板的某物的某特质，这时，人（“此在”）必然在与世界整体的关联中对自己有所“指引”，有所“筹划”，亦即对由无到有的可能性做出反应。海德格尔把这种处于可能性中的状态称为“领会”，即“能够领受某事”、“能够做某事”之意。而“领会”总是带有“情绪”的“领会”，“情绪”和“领会”同样原始，“情绪”是“此在”的“原始存在方式”。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不是一开始就被动地摆在现成事物之前对现成事物进行直觉、感知，而是对世界处于趋就和避开的“现身情态”之中。海德格尔说：把现成的东西当作第一位的、“处于优先地位”的东西，从而把对现成东西的“纯直觉”（“纯直观”）也当作第一位的、“处于优先地位”的，这种看法属于旧的传统本体论（“传统存在论”）。但海德格尔不同意旧的传统本体论，他认为他自己的学说“取消了纯直观的优先地位”。他主张“‘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远离源头的衍生物”[1]。海德格尔的这套思想实际上基于行先于知、实践先于认识的基本观点，也可以说是基于“人—世界”合一先于“主体—客体”关系的基本观点。人首先处于“人—世界”合一的情境交融之中，然后才有“主体—客体”关系，才有认识。克罗齐把“感受”、“情感”放在“直觉”之前，包含有直觉认识起于实践的情感的因素，似乎与海德格尔的观点相近，可以说有合理之处。但克罗齐的这一合理因素同他的认识先于实践的基本观点是矛盾的，而且，正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情感、情绪源于人与世界万物的交融，而克罗齐把情感先放在直觉界线以下，然后再通过直觉，赋予它以形式，使之成为事物（“意象”），这就首先割裂了情与境（物）的交融，分裂了天与人的合一。事实上，情离不开境（物），没有物的情感是没有的。克罗齐不懂得“人—世界”的合一。其次，克罗齐把直觉归属于美学研究的范围，归属于认识的范围，这种观点，我也以为不妥。第一，审美意识属于“人—世界”合一即“天人合一”的境界，根本不是认识。第二，低级的直觉固然有几分审美意识的成分，在此意义下，人人都有几分是艺术家，“人都是天生的诗人”，但一般人毕竟并不都是艺术家或诗人，只有超越“主客关系”，超越知识，达到更高级的“天人合一”境界，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或诗人。克罗齐不懂“人—世界”合一与“主体—客体”关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从质上区分一般无审美修养的人和真正的艺术家或诗人。
克罗齐把道德列为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这是受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传统形而上学赋予道德意义的本体以最高价值，并以此否定现实生活及其意义。尼采（，1844—1900）早已揭露了道德是最高价值的偏见，在这方面，苏格拉底是始作俑者。尼采认为苏格拉底用逻辑推理即他的概念辩证法为道德——“美德”辩护，使人失去了活生生的、自然的生活。柏拉图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创造出一套理念体系，认为“至善”的理念是最高理念，是“真正的世界”，希腊人原本具有的那种泰然自若的自然生活态度被柏拉图的“至善”弄得**然无存。基督教的上帝实际上是柏拉图的“至善”的理念之人格化和神化，现实生活在基督教中更进一步被否弃了。尼采虽然高度评价康德的批判哲学，但对他的道德至上的思想却给予了尖锐的批判，尼采认为康德为了维护道德的崇高地位，才“发明”了“实践理性”，“虚构”了一个“本体界”，其实是徒劳的。
中国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比起西方哲学传统来，更是以道德为最高价值，而且是以封建道德为最高价值，对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危害，乃人所共知。儒家所讲的天人合一是人与封建道德意义的义理之“天”合一，人的真实生活和现实生活更加被践踏了。道家以无道德意义的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使人超脱世俗之羁绊，复归于本真，这倒是很有意义的。道家的天人合一境界，超出了克罗齐所讲的认识，超出了经济上的功利，也超出了道德，实际上是审美意识。我以为审美意识应该是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
[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14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