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个人或整个人类思想意识的发展并不以此为满足，并不甘愿停留在主客关系上的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前面说到西方哲学史从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主客关系式到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对主客关系的扬弃与超越，就是一种说明。从个人来说，超越主客关系，达到人与物融合为一的境界或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即“在世”的境域），乃是个人意识发展的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一种超理性认识的阶段，这个阶段不再是寻找普遍性概念，不再是寻找事与理的统一，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想象把在场的有限的东西（包括普遍性概念或理在内的在场者）与不在场的无穷尽的东西结合为万物为一的无限整体，在无限性中（无穷尽性）追寻。作为人类中少数“优选者”的真正的诗人能经常达到这个境界，平常多少有些诗意的人有时也能进入这个阶段，一个完全不能超越主客关系阶段的人是根本没有诗意的人。
人本来或者说原初地就生活于万物一体之中，与万物息息相通，是有了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之后才产生了人与万物之间的限隔，现在要进而在高一级的阶段上回复到万物一体，这就需要修养和陶冶，但这一点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所谓“人天生都是诗人”，那是另外一种含义，而且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但它毕竟是人生旅程的高级阶段。
由此观之，人从无自我意识到主客关系式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包括在主客关系中的实践，再进而到对超主客关系的万物一体的领悟，或者换句话说，从对在场者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到在场与不在场的想象中的结合和对不在场者的无限追寻，乃是“人生在世”的全过程。那种只讲主客关系式中对在场者的认识与实践，不讲超主客关系式中对不在场的无穷尽性的想象与追寻的西方“在场形而上学”，可以说是在人生旅程中半途而废。
人生本来是一个在无穷尽性中追寻的过程，平常所谓实现自我也只能在无穷尽性中进行，而不能有一个最终的最完满的实现，这是因为，如前所述，现实的整体是动态的整体，它永无止境，它引导人不断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从而不断地努力超越自身，但这无限整体又始终不能最后到达，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总爱说，人生永远处于征途中。可是另一方面，人并不因此而绝望，反会因此而增加了勇气，因为这种无限的整体是一盏黑夜的明灯，它照亮你不断前进，你每迈进一步，就会感觉到人生获得了一次新的意义，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为他人尽了应尽之责之后，或者在创作了一件艺术作品之后，或者在解决了人生与哲学上的某一个问题之后，都能有新的喜悦。深渊无底，正可以带来希望无穷，境界日新，包括道德境界之新和审美境界之新。反之，如果人生的追求是有底的，或者说有最完满之时，那么，人生的意义也就会终结。无底深渊正是要求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最终的寓所。人生无终结，但人只要不断地有新的创作，不断地为他人尽应尽之责，则随处都有自己的寓所和家园，关键在于增强超越主客关系的审美意识的修养。《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里所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正是与无穷尽性的整体合一的形象的说法。功名富贵，皆有所待，皆受主客关系模式的限制，无功、无名、无己，则“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齐物论》）达到此种境界的人，庄子称之为“至人”。“至人”无往而不自得，生固然是家园，死亦是家园。把庄子的逍遥理解为不讲道德，不负责任，显然是一种片面之见。庄子的逍遥是一种超道德的境界，超道德乃是不言道德而自然合乎道德。当然，庄子出于反对当时统治者的仁义道德的说教，而过分强调逍遥，忽视人的道德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他思想本身的缺点。把庄子的逍遥理解为脱离日常生活和隐居避世的杨朱思想，也是一种混淆和误解。杨朱以隐居避世为“全生葆真”之方，仍是执着，是主客关系的另一种表现，不能真正达到他所希求的“不以物累形”的目的。庄子的逍遥则“齐死生，同人我”，是入乎人世（日常生活）之中而不为人世所累，乃真无入而不自得，随处皆家园也。
人生往往是主客关系与超越主客关系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敢于面对主客关系的日常生活而又能从中挣脱出来（不是逃避），以无底深渊的整体为人生的家园，这需要有胸怀、有勇气，其间既包含愉悦，也包含忍受，而不是轻松。但只有与忍受相结合的愉悦，才是深刻的和崇高的。
[1] 参见张世英：《阴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不在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