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仍然认为美的艺术是摹仿的艺术，但首先，摹仿一词所包含的飞离有限的意义在上引关于摹仿给人以快感的两层原因的论述中表现得很充分了。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摹仿的艺术如雕刻、绘画、诗歌等，即使被摹仿的对象本身并不给人以快感的时候，经艺术家描绘的该事物的形象却能给人以快感，因为人们可以从中领悟、推断到此形象即是彼事物，并对智力的运用、技巧的处理产生惊异之感。[3]摹仿之超越有限事物的意义在这里得到了更深层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到亚里士多德《诗学》第9章中关于“诗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和更严肃”的那段人们经常引用的话时，我们就更能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已经大大地扩展了摹仿的内涵，他所讲的艺术摹仿不是简单地摹仿现实事物的形象，而是要把有限的现实事物加以普遍化和理想化，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按照事物应该有的样子去摹仿”[4]。显然，摹仿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这里更远地超越了有限性的束缚，而且为西方美学理论由古代过渡到近代开辟了道路。但亚里士多德所谓按应该有的样子去摹仿，仍然是以有限的现实事物为标准，他并没有根本脱离古希腊摹仿说的窠臼。[5]
公元3世纪古希腊最后一个伟大思想家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针对柏拉图的摹仿说，明确指出，艺术不是摹仿有形的东西，而是深入到“理性”。一件美的东西是由“理性”流出来的。普罗提诺的“理性”实质上是非理性的。从超越有限的角度来看，他的美学观点是对古希腊的摹仿说一个有一定突破性的步骤，但普罗提诺的整个哲学观点是柏拉图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仍属古希腊的范畴。
2.中世纪对古希腊摹仿说的超越
中世纪的圣托玛斯·阿奎那认为美属于形式因，它不像善那样使欲念得到满足，它在善之外而高于善，美的形式的“光辉”来源于无限的上帝，因此，从有限事物的美可以窥见到上帝的无限美。可以看到，托玛斯在认定美超出有限的感性欲念方面，在认定有限事物之美象征无限的精神方面，都远超出了古希腊摹仿说的范畴，这是超越有限的审美意识的一大进展，对于以康德为代表的关于美只关形式不关概念、欲望和外在目的的西方近代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托玛斯从事物之有限美窥见上帝之无限美的理论观点，与基督教教义的实际情况是相应的，这种实际情况与古希腊神话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谢林对于这一点讲得很清楚。谢林指出，在古代神话中，神的姿容被描绘得没有令人有更多的想象余地而遗漏了神的无限性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希腊神话可以说是在有限性之内表现无限。反之，基督或圣母玛利亚则令人想象到无限多的宗教观念，其所包含的意义之无限性非有限的感性形象所能充分表达，却可以被暗示，所以基督教教义可以说是使有限屈从于无限，或者说是无限压倒有限。[6]谢林说的无限非有限所能充分表达却可以被暗示，正是与托玛斯从有限美窥见上帝的无限美的思想相符合的。
3.典型说在西方近代美学史上的主导地位
古希腊哲学尚无主客之分，从古希腊哲学结束到近代，则逐渐形成了主客关系的思维方式，从而在近代哲学中出现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康德那里汇集成为一个整个近代哲学的问题，即怎样使有限的感性现实世界与无限的理性世界相结合？这个问题体现到美学领域就是有限的感性事物如何显现无限的理性、理想而成为令人愉悦的？这也是康德所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