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境界的划分
境界按照各式各样的标准，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分类。例如按时代的标准来分，有古代人的境界，中世纪人的境界，近代人的境界；从东西方文化背景的标准来分，有东方人的境界，西方人的境界；就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有儒家的境界，道家的境界，释家的境界；就人的社会地位来说，有统治者的境界，被统治者的境界；就受教育的情况来说，有受过教育的人的境界，有未受过教育的人的境界；至于中国传统诗论中所讲的诗意境界更是名目繁多，众说纷纭。冯友兰把人生境界按高低分为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不打算提出新的分类法，只想谈谈不同群体的境界之间的沟通问题和如何提高境界的问题。
2.境界的固执性和可移易性
人们的境界一旦形成之后，它便有相对稳定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里的“本性”可以理解为已经形成了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某种境界。说稳定性是相对的，就意味着不是不可移易的，但又是有难度的。正因为移易有难度，所以就产生了如何使不同群体的境界之间互相沟通的问题和如何提高人们的境界问题。哈贝马斯所提出的普遍性原则（“U原则”）和讨论性原则（“D原则”）相结合的“商谈伦理学”，以本书所讲的境界论的观点来看，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试图沟通不同群体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境界的设想，只不过是限于道德方面的境界；哈贝马斯所谓“理想的谈话环境”，他自己承认不过是一种“假定”或“预期”。国内伦理学界不少人提出“普遍伦理”作为国际间交往的准则，我以为也是一种以沟通不同群体间不同道德境界为目的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可以把一个民族的生活世界或一个人的生活世界看成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生活构成的一个不断运转着的圆圈，其中文化居于中心地位，经济是周边，更具体一点讲，就一个民族而言，是该民族文化的观念形态特别是该民族的精神境界居于中心位置，经济特别是生产是边缘；就一个人而言，是其人生境界居于中心，物质生活是边缘。在这样一个不断运转的圆圈中，越是居于边缘的因素如一个民族的经济特别是生产和一个个人的物质生活，其运转的速度越快，而居于中心的文化特别是精神境界则虽随之而运转，但其变速则甚为缓慢。换言之，经济特别是生产是比较敏感、比较灵通的领域，而文化特别是精神境界则是比较迟钝、比较固执的。这主要是因为民族与民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其在文化方面、精神境界方面的接触比起经济方面、物质生活方面的接触来，是间接的、无形的、深层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民族与民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以至各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精神境界较难沟通的原因。但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文化将逐步地、包括经过严酷的斗争而走向融合（融合不是消除差异，不是消除各民族文化的特色，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趋势则是不可避免的，而这也就构成了各民族的精神境界之间得以沟通的大趋势。
最难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精神境界的沟通。原因是统治者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利用他们所掌握的官僚机构和宣传工具，控制和钳制被统治者，被统治者的生活世界几乎大部分被统治者所占有，他们的精神境界当其被说成是与统治者一致时，往往只不过是一种屈于压力的虚假的一致，有时甚至连这种虚假也是无意识的，而实际上则是经常处于互相矛盾、互相揣度的情况之中。但是，许多思想家特别是西方一些现当代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仍然在不断探索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间精神境界的沟通渠道。前面谈到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就是一例。
通过建立普遍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求得各民族、各群体之间包括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精神境界的沟通，诚然是一条值得赞赏和提倡的途径，也是有理论根据的。但我以为这条途径并非是最根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