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的观点，说得通俗一点，也就是不执着，就是从宇宙整体的联系之网的观点看待一切：不执着于我就是我，则能在我中看到他人，在他人中看到我，这样，就能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阔胸襟，就连他人的恶行也使自己感到痛心，而不是采取幸灾乐祸的报复心理和狭隘态度。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民胞”“物与”，就是破除“自我”与他人、他物的僵硬对立，达到人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境界。另一方面，不执着于此就是此、彼就是彼，则能在此中看到彼，在彼中看到此，在生中看到死，在死中看到生，在苦中看到乐，在乐中看到苦，从而超脱生死苦乐，达到超然的自由境界。张载说：“存吾顺事，殁吾宁也。”（《西铭》）我以为此语亦可作如是解，这也就是既不执着于生，也不执着于死。佛教求无生，道教求长生，或执着于死，或执着于生，仍然是执着。我们应该生活一天，就做一天的追求，一日死至，就安然无畏地死去，这才是真正做到不执着，真正做到超脱。所以，我这里所强调的不执着，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执着的追求，并没有矛盾。日常生活中的执着追求，是坚持不懈地追求之意；我这里所说的执着是僵硬对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死抓住一个片面不放。生本来就是不断追求，死本来就是停止追求，生时坚持追求，临死无所求，这正是不执着的人生态度。不执着则能获得自由；反之，执着于生或死，死时贪生怕死，生时欲自绝于尘世，都是不自由。当然，在人生不断地、执着地追求的过程中，还可以有执着与不执着两种态度和胸襟，一种是在追求中，胸次浩然，不因一时有所得而沾沾自喜，不因一时有所失而自暴自弃，这是不执着的态度和胸襟；反之，则是执着。我们应当以不执着的宽阔胸襟，不断地、执着地追求。
4.“本我”与“自我”、“无”与“有”、“中”与“西”的结合
前面谈到西方哲学传统以“有”为最高原则，认为有优于无，肯定优于否定，生优于死，禅宗和道家以“无”为最高原则，认为有与无、肯定与否定、生与死同等。我以为，就人生乃是不断向上追求而言，应该承认有优于无，肯定优于否定，生优于死，西方哲学传统以“有”为最高原则，确实是一种积极进取精神的表现；但就宇宙总是有无生死不断流变的整体而言，则这些对立的双方实无高低优劣之分，禅宗和道家以“无”为最高原则，确实能给我们一种旷达超然的胸怀。两者的着重点虽有不同，但不是不可以结合的。我主张积极进取的精神与超脱旷达的胸次相结合，超越一切现实存在物（即超越“有”）的“无”的最高原则应该包含着“有”。这也许是西方传统思想同东方禅宗和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一个关键。
要达到双方的结合，需要注意各自之所短，取对方之所长。西方哲学有以主客二分式的“自我”和“有”为原则的传统，它强调发挥“自我”的主体性，以征服客体，克服其与客体的对立。但与这种积极进取精神相伴随的是缺乏“无”或“空”的原则，所以西方人缺乏一种把有与无、肯定与否定等量齐观的超然态度。我以为，当今西方人应着重突破主客二分式，克服对“自我”的无限夸大，培养“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境界。西方现代哲学家如海德格尔等人正不遗余力地从东方引进“无”的原则，强调超然[1]，这是西方哲学的一大突破，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西方正在走向东方的一个趋势。东方的禅宗和道家有天人合一和以“无”为原则的传统，强调旷达、超然，但与此同时，却不免缺乏积极进取之心，所谓“王侯蝼蚁，毕竟成尘”（陆游：《沁园春》），虽有“齐贵贱、等有无”的超然态度，但其中毕竟含有消极的思想，这类思想延缓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我以为，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吸取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高远境界的合理思想的同时，着重引进西方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当然，这只是就中国旧传统给我们造成的影响而言。若就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来说，则即使是对于有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传统的中国人，超越主客二分式的“自我”以达到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式的“本我”和超然境界，仍然是更大的难题，因而也是更应该强调的主题。人处在日常生活中太久了，而日常生活离不开主客二分式，因此，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在一般人心目中根深蒂固。要超越“自我”，主要靠修养：哲学修养、道德意识和审美意识的修养。而这是一条漫长曲折、需要艰苦磨炼的道路。
[1] 例如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就不再像《存在与时间》一书那样大谈“此在”（人）对存在的领悟是一种澄明的境界，而强调澄明之境乃是对存在整体的“超越”，即“无”。他说：“无是在我们与现实存在物作为整体相合一时才遇到的。”这种超越的目的是“为了回到现实存在物本身并把它们作为整体来把握”。说得简单通俗一点，“超越”和“无”的观点，在海德格尔那里，就是意识到“有”（现实存在物）是“飘摇不定的”，他要求我们不执着于“有”，从“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参见张世英：《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414~4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及《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138~13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