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对象性，体现了在“物化”中“有分”的要求。“有分”就是区别此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分际，正由于“有分”，才能实现某物的对象性存在。比如，“制名”就是“有分”的重要内容。从有限超越的过程看，“制名”不是一劳永逸的行为，即确定事物的概念或范畴具有过程性或连续性，当一个概念（名）不能完全含有其当下境域或已经变化的实质内容之时，新的概念（名）就应然出现表现新的内容。比如，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概念就有“道”、“太虚”、“太极”、“理”、“心”等从旧名到新名的不断增加或演进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概念的研究对象、内涵、外延等不断调整、发展、显现的过程，也是在“可道”形态实现有限超越的过程。
“物”的工具性，体现了在“物化”中“有待”的要求。“有待”也就是凭借“物”，从此事物达到他事物，从而建立新的事物之间的分际（包含从旧的“制名”到新的“制名”的过程），实现有限超越。比如，经验知识，尤其是先贤的典籍著述，可视为实现有限超越一种重要的工具，掌握古籍经典，是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重要手段。所以，中国传统哲学家特别强调“学”或读书的重要意义。在《论语》的篇首，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5]在《荀子》的开章，就言“劝学”，在《朱子语类》中，关于朱子教如何读书之言就被编辑了两卷之多，这一现象决非偶然[6]。
“物”的中介性要求，体现了在“物化”中“物”的地位。在有限超越的过程中，“物”充当了从此事物达到他事物的中介，换句话说，有限超越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以“物”为中介而实现另一个“物”的过程。比如，卦象、语言在实现有限超越的中介性作用在于，通过卦象、语言的中介作用，而实现卦象、语言之外的具体存在。王弼说：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7]
“象”是产生“意”的存在，“言”是说明也是产生“象”的存在；在“言”和“意”之间，“象”无疑具有一种中介性的作用（在“物”和“象”之间，“言”同样具有中介性的作用）。但“象”（或“言”）的这种中介性作用无疑具有必要性或必然性。因为，从本质上看，所谓“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表明中介性的“象”、“言”的存在，是实现“尽意”、“尽象”的超越性的必要条件。
以上对“物”的对象性、工具性、中介性要求的分析表明，经验世界中有限超越的总体原则是“善假于物”，其主要表现为对“物化”的重视。从这个意义上看，凭借“物”和创造“物”表现出统一的指向和维度。人类的进步往往是在“善假于物”或“物化”的过程中展开和完成的，而这一过程同时也表现为有限超越。
从更广泛的意义看，“善假于物”或“物化”的超越过程在人类社会中，也表现为“制礼”与“作乐”的要求，即建立典章制度和文化通道。从本质上看，“礼”是指人在社会中需要凭借或依赖的规范性存在，所谓：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8]
这里明确地认识到“礼”是人实现安身立命的根本，具有支撑人的存在的重要意义。“制礼”意味着创制出人可以凭借或依赖、支撑人的存在，实现安身立命的社会规范。“制礼”的作用与“制名”相似，意味着制度或规范的明确化和标准化。比如，周公“制礼”是中国传统社会形成的第一个明确化的社会规范，对后世有极大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典章制度就是在周礼的基础上演进的；同时，“制礼”的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凭借“礼”的不断发展和演进，实现有限超越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