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确立一种抽象存在的形态出发，解决世界存在的统一性或规律性问题，是一般形而上学的普遍特征。比如，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程朱理学”中超验化的“天理”等均是如此。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象世界事物的相对性（转化性）问题，提出超越事物本身的“理念”、“绝对理念”或“天理”的概念，并认为只有理念或“天理”具有真实性和绝对性，以此确立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统一存在的形态。此外，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是在经验世界人的存在过程之外去规定存在，从而易与现实的知行活动发生隔离。虽然形而上学家们用深刻的思辨构筑了具有普遍性的世界统一存在的模式，但本质上属于脱离人的知行的工程。正如克尔凯戈尔（Kierkegaard，1813~1855）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批讽：
大多数体系制造者对于他们所建立的体系的关系宛如一个人营造了巨大的宫殿，自己却侧身在旁边的一间小仓库里，他们并不居住在自己营造的系统结构里面。[18]
由此可见，采取超越事物具体形态的形上学以解决“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有限性问题，以确立普遍性的世界统一存在，只是用抽象化的形态构建了另外一种特定的存在形态，不仅没有解决“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的有限性问题，反而因其抽象化，本体存在易于被消解于观念的形态，从而失去实在性[19]。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对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展开进一步的讨论。“Being”由语言学中没有任何具体含义却连接主词与谓词的关系的系词之义，成为了西方传统哲学中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又可能蕴含着任何规定性的最具普遍性意义的概念，这标志着西方传统哲学中“是论”或“存在论”根本上具有了一种抽象存在形态的形而上学特征。由于其抽象性存在形态被赋予超越事物具体形态唯一真实的性质，并被看成是不变的永恒领域，所以，认识这种永恒存在真实的基础或本质便成为西方传统哲学中的重要方面。但是，由于这种“是论”或“存在论”实质上是一种在抽象化形态上构建的形上理论，这决定了其对于存在的真实基础或本质的认识必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心的哲学”[20]，也就凸显出其巨大的局限性。
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也不乏类似于“是论”或“存在论”的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如王弼的“以无为本”论。王弼认为：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返于无也。[21]
天地万物都以有形有象为存在形态，而有形有象的万物存在的根据，则是由于“无”这个本体。要使万物得以保全，就必须返归到万物的根本即“无”。这里的“无”相对于“天下之物”而言，“天下之物”无疑是有形有象的存在，而“无”则是没有任何“物”的规定性的存在。由此可见，王弼的“以无为本”论是确立了抽象的“无”作为天地万物的本体存在。“无”同“Being”一样，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但又是任何规定性的根据，由此具有同“Being”一样的普遍性意义。
但是，“以无为本”论的局限也颇为明显。从根本上看，“无”与“有”具有相同的属性，这在老子哲学中非常明确，“无”和“有”的“异名”属于“同出”，“无”的本质属性不能脱离“有”而获得，如果将“无”单独抽象出来，其必然获得片面的存在属性而表现为有限性存在，这恰是“以无为本”论所要克服的问题。所以，王弼的“以无为本”论本质上是一种有限本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