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出发点而言，当巴门尼德说“不是”或“不存在”时，其强调的是可变易性、不确定性的“不是”或“不存在”，而老子在描述“常道”时，正好是强调“常道”本身在可变易性、不确定性之中存在的无规定性、无逻辑性，其指向的是一个终极性和永恒性的视域。从根本性、内在性上看，“常道”的研究对象与巴门尼德所摒弃的“不是”或“不存在”更为接近。
进而言之，当巴门尼德在哲学的出发点上摒弃“不是”或“不存在”时，虽然获得了对于“是”或“存在”的确定性研究的基础，但同时也失去了对于“不是”或“不存在”进一步追问的可能性。从根本上看，当“不是”或“不存在”在表现出不可认知性、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内在地蕴含着一种绝对性的、终极性的、非逻辑性的“是”或“存在”，当然，这是一个更为本源、绝对，更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存在，这就是老子用非逻辑的描述所揭示出的“常道”的内涵。
从西方传统哲学本身而言，当然不乏对于“不是”或“不存在”的追问。比如，在巴门尼德之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指出：“我们走下而又不走下同一条河，我们存在而又不存在。”[3]这里赫拉克利特指出的“存在”和“不存在”，无疑揭示了“是”或“存在”与“不是”或“不存在”的两个方面。从“是”或“存在”方面而言，“我们”是确定性的存在，我们“走下”确定性的同一条河；但是，这种确定性又具有可变易性和不确定性，即“我们”又“不是”或“不存在”，“不走下”同一条河。从根本上看，当赫拉克利特在提出“不是”或“不存在”的问题时，其明显是在“是”或“存在”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一个更深入、更内在层面上的追问，显示出他不满足于在“是”或“存在”的层面上驻足。当然，赫拉克利特仅仅指出了一个哲学路径的可能性，并没有明确地揭示出对“不是”或“不存在”进行追问所能够达到的最终结果。
但是，赫拉克利特对“不存在”的追问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进行下去。当巴门尼德明确地宣称，真正的哲学道路只能是对“是”或“存在”的研究，而对“不是”或“不存在”的研究是一条“什么也得不到”的道路时，其无疑开创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思路，即用知性的、逻辑的方法对确定性的事物或对象进行研究，而非对“不是”或“不存在”进行研究，这最终形成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最具影响的“是论”或“存在论”[4]。
从严格意义上看，西方哲学真正对于“不是”或“不存在”的追问始于存在主义，尤其是在萨特（JeanPaulSartre，1905~1980）等人的哲学中，“不存在”问题才完全凸显出来。比如，萨特指出：“意识是这样一个存在，对整个存在而言，在它的存在里它的存在是成问题的，因为这个存在包含着一个它以外的别的存在。”[5]这就是说，“存在”本身包含着其自身之外的别的“存在”。在萨特看来，意识对自己的在场意味着在自我的自在中包含着一种“无”,其相当于与“存在”相联系的“不存在”。意识的这种“无”具有“使虚无化”的能力，即能够使我“不再是任何什么”。为了逃避“虚无”，意识渴望保持自为的权利，同时又为它去获得自在的实在性，即意识渴望成为一个自在[6]。这样，由于从意识中涌现是自由的，人便从自己那里得到一切。
萨特对于“无”或“不存在”内涵的考察，显然突破了自巴门尼德以来对于“不存在”具有不可认知性和不确定性内涵的思路，指出“不存在”的“使虚无化”的功能最终决定了人的存在具有“自由”的内涵，这无疑是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探索。
但是，从根本上看，萨特对“无”或“不存在”的考察依然局限于与“存在”相联系的逻辑视域，并没有指涉“无”或“不存在”的根源性、终极性内涵，这似乎依然没有溢出西方传统哲学或“可道”形态的本体论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