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相比，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常道”世界是一个最终超越（与“可道”世界中的“有限超越”明显有异）的无限世界，其具有多种属性，如无规定性、不可知性、独立性、绝对性、无限性等，这使得对“常道”的探讨似乎呈现出复杂、玄虚、空洞，甚至神秘的趋向。但是，这并不是说对“常道”不可以进行理论分析。
所谓“常道”世界的无规定性、不可知性，是从“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的具体性、逻辑性等规定而言，并非指对“常道”世界无话可说。也就是说，“常道”世界处于“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之外，其无法用经验、语言或逻辑思维作为对象、现象进行规定、研究，而不是说面对“常道”世界不可言说。事实上，对于“常道”世界的研究和探索，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如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常道”的研究，庄子对于“天道”的研究，周敦颐、邵雍、朱熹等对“太极”的研究，张载对“太虚”的研究等，都可以看成是对“常道”世界进行本体探索的重要成果。
在中国传统哲学家对“常道”本体的研究中，一个主要的思路是，对于“常道”内涵的把握采取了非逻辑的认知方式，这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是论”或“存在论”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老子在揭示“常道”的内涵时，运用的完全是非逻辑的描述：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1]
这里的“沖”通“盅”，是指器物之虚，其象征性地揭示出“常道”具有非现象、非显现的“虚”的内涵；“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是说，“常道”就像器物之虚一样用之不尽并能够承载万物，这反映的是“常道”的根本性、根源性内涵；“湛兮似或存”是说，“常道”不是一般的存在，不可以被看见或显现，其指出“常道”的无限性、普遍性；“谁之子”与“帝之先”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常道”不可能是被生成的“子”，而似乎是在“上帝”、“天帝”之先，这说明的是“常道”的终极性和永恒性。总之，老子用非逻辑的语言揭示了“常道”的非现象、非显现，却具有根本性、终极性和永恒性的内涵。
老子对“常道”非逻辑的描述，内在地显示出对于“常道”本身的研究与西方传统哲学“是论”或“存在论”的差异。一般而言，逻辑的规定是西方传统哲学“是论”或“存在论”的一种主要方法，在用语言表达“Being”的本质中，揭示的对象始终是明确的、确定性的存在。在西方传统哲学家看来，“Being”虽然与现象的、偶然的存在有不同的内涵，但始终是一种确定性并具有本质性、普遍性的存在，这在巴门尼德规定确定性或必然性认识是“是”或“存在”，而非“不是”或“不存在”时，已经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出发点。
从研究对象看，老子对于“常道”的探索，与西方传统哲学对于“是”或“存在”的探索，均指向一个终极性的视域，这里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传统哲学最终关注的“常道”在形态上是一个非逻辑的视域，所以其最终指向的研究对象是在逻辑性层面的“是”或“存在”无法指涉、无法揭示而根本上等于巴门尼德所不关注的“不是”或“不存在”所能揭示的形态。
“常道”好似“盅”的象征，揭示出“常道”类似于器物之虚。“器物”相当于确定性的“是”或“存在”，而“虚”所指向的是“不是”或“不存在”。但是，在“虚”的“不是”或“不存在”中却蕴含着“用之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的一种用之不尽、并能够承载万物的无限性、普遍性的存在。所以，“虚”或“不是”、“不存在”内在地包含着在可变易、不确定中一种“象帝之先”的存在，这才是最具根本性、根源性、终极性和永恒性的“常道”存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