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由于“常道”的内涵表现为“虚极”或“太虚”，这一本体规定使得对“常道”的探讨呈现出与“可道”完全不同的特征。在“可道”形态中的“名实之辩”或“有无之辩”，在“常道”形态中是不存在的；与“可道”本体论形态的实在性（实存性）、有限性（局限性）、超越性（创造性）等特征相比，“常道”形态也呈现出与之完全不同的特征。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常道”形态，根本上并不表现出“可道”形态的特征。“常道”的本体论形态不仅不是逻辑性的，而且也不是知识论的。因为从根本上看，“常道”的本体论形态最终不能够从逻辑性、知识论形态中获得规定。那么，“常道”本体的绝对性、终极性、无限性等特征，又是如何取得其自身的规定性呢？“常道”的本体论形态又如何与之相联系从而表现出自身的特征呢？这都是有待回答的重要问题。
从认识的一般角度看，对一个存在对象的认识只能够从经验开始并限制于“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而对于“常道”世界而言，由于其凸显出无规定性、不可知性、绝对性、无限性等特征，显然已经割断了对“常道”在经验世界认识方面的可能性，老子所谓“微妙玄通，深不可识”[1]、《淮南子》所谓“高不可际，深不可测”[2]等，无疑就是针对“常道”本体不可认识这一特点而言的。
但是，主体不可认识“常道”并非意味着把“常道”绝对地排除在主体之外。在中国传统哲学家看来，“常道”本体的存在或者说“常道”的本质并不是脱离于主体的探寻和发现之外的自在之物；相反，“常道”正是主体探寻、发现的最终存在。也就是说，对于“常道”的发现，是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存在的。老子指出：“从事于道者同于道。”[3]这里的“从事”就是指主体探寻、发现的活动；“同于”是指相等、相同之义。就是说，主体对“常道”探寻、发现之后就会等同于“常道”本身，这明显是把对“常道”的发现与主体活动联系在一起。
当然，从主体活动本身看，其无疑具有多重性的趋向和路径。从知性的角度看，主体对“常道”世界的探索仅仅能达到“未始有物”的认识，到达“知止”的界限就意味着主体对“常道”世界探索的终止；从现实实践的角度看，主体对“常道”世界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探索，因为中国传统哲学家自觉地把人的实践活动进行了划分，对于“常道”的实践往往被规定为“无为”[4]。老子并没有从逻辑性、知识论的维度来探寻“常道”的本质，但是，从感应性、感通性的角度看，主体对“常道”感应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5]。比如，老子虽然指出“常道”对于知性而言是“微妙玄通，深不可识”，但是“常道”是可以感通、感应的。比如，老子指出：
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惟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6]
这就是说，人对于“常道”，像冬天涉足大江大河，像提防空旷的四野一样，感应到对自身有限性的畏惧，但正是从这种畏惧的感应、感通中体验到的是无限性、终极性的存在。同样，在像做客，像冰柱消融，像质朴的素材，像山谷，像浑厚的水等感通、感应中，发现的是当下现象之外的另一种更本源、更统一、更美好的存在状态。老子对于“常道”的描述虽然微妙玄通，但总体上表现的是主体对“常道”的感通、感应。正是在这种主体的感通或感应中，“常道”的存在被发现和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