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道”形态中，对事物的本质、本原的研究，无疑要涉及对现象、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其形态往往呈现出多样的特点。具体言之，其既有现象或经验之域的具体存在形态，也有与之相关的抽象存在形态，比如逻辑思维、普遍性的概念以及事物规律等，这均是“可道”之道的展开。比如，宋明理学本体论的重要建构者朱熹，在对“天理”本体的追问中，主张对事物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研究，以求达到“万理咸备”：
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著逐一件与他理会过。[9]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须逐一地“理会过”，实质上是获取经验知识；进而发展到“上而无极、太极”的终极存在形态研究。但总体上体现出“可道”形态的本体论诉求。
道家同样如此。比如，庄子的“庖丁解牛”一般被解释为“得道”的典型。但从根本上看，“庖丁解牛”作为一个事实的开端依然是经验知识，只有经过无数次解牛经验的总结和认识，才能最后达到“得道”的境地，但总体而言，其无疑首先与“可道”之道相关。
由于“可道”形态，无论是研究自然现象、经验事实，还是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其结果都离不开知识。所以，知识论当是“可道”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这一重要层面很不发达，但如果加以深究，其仍然是一个宏大精深的系统。张岱年认为：
中国知识论中，各派学说，虽颇简略，然如加以阐发推衍，实皆可成为宏深的体系。现代知识论中之各种观点，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多已有之，不过未有详尽的发挥而已。[10]
中国传统哲学知识论虽然“不甚发达”，没有像西方哲学一样得到充分的展开，但作为“可道”形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均潜在地把知识论作为事实存在。比如，“智”作为儒家“五常”之一[11]，内在地含有知识论的诉求和规定；至于取得知识的主要方法是“为学”，即老子所谓“为学日益”[12]，即积累知识，增进知识。由此可见，在“可道”形态中，无论儒家、道家，均把存在事物现象以及对这些现象进行的认识作为共识。
从认识论的逻辑层面看，现象或经验领域，与本质和规律领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这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争辩的焦点。前者主张感觉经验的真实性；后者主张理性认识的可靠性，二者在事实领域并无统一性。但从其根源看，由于经验论和唯理论都共同指向对“名”或者说概念的确定性认识，指向对各自领域存在的可能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二者的争论在中国传统哲学家看来，依然没有溢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可道”形态[13]。
那么，为什么“可道”形态会出现诸种观点争论或者争辩的事实呢？究其根本，这主要是由于“可道”世界的有限性引发的。由于在“可道”世界中，“名”是相对确定的，由这种确定性便出现了有此“名”便无法有彼“名”的局限性，这就决定了“可道”形态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存在境遇的限制。推而广之，如果某一种观点成立，那么势必不能使得与这种观点不同或相反的观点同时成立，由此才产生了“可道”形态中的“反者道之动”的相对性问题，即“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庄子对“可道”形态中的相对性争论揭示得很明显，他说：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