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可道”形态中，由于其经验性、现象性和规律性往往最终表现为有限性，也可理解为局限于片面的、分离的存在形态。那么，如何在终极意义上超越这种有限性的存在而达到整体或总体的把握呢？
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寻求一种存在的终极本原可以看作超越有限性而达到对存在的整体或总体把握的一般形式。比如，中国传统哲学史上的“五行”说、“气”论，西方哲学史上的“水”本原说、“原子”论等均遵循这一思路。其基本特征在于追寻构成万物的基本单位，寻求万物的终极根源。对于存在本原的如上追寻，可以统称为追寻世界的始基或基质（Substratum）。从哲学层面看，对事物基质的寻求具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对于事物基质的最终寻求，是通往由有限性达到无限性、由具体性达到终极性的一个重要途径。比如，在中外哲学史上，本体论探索的途径一般均由探求事物基质引发，“气”的本原追问将出现“太虚”的观念[1]，古希腊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Thales）对世界本原是“水”的规定，也相应地蕴含了对第一因的追寻，他的亲戚和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提出了“无定”的概念[2]。无论是“太虚”抑或“无定”，均标志着本体论由有限性的“可道”世界，进入无限性的“常道”世界。
这里的“常”在《道德经》帛书中，也名之为“恒”，所以，“常道”也可称之为“恒道”；由于在现象世界的存在中，“天”表现为最大的存在形式，所以人们有时也象征性地以“天道”、“天理”或“大道”称呼“常道”；另外，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常道”也被称为“太极”、“太一”、“无极”、“太虚”等，如“易有太极”[3]、“主之以太一”[4]等。以上名称在本质上是同义的，其从有限性的“可道”形态指向无限性的终极形态，主要是对最终超越有限性的经验、现象的一种本体规定。
一般地看，在任何哲学研究中，对于层次、角度或视域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每一种层次、视域决定着研究对象问题的范围、内涵和外延。比如，观察一张桌子，根据观察的视域不同，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从桌子自身的形态而论，它是一张木制的工具；从这张桌子与其相邻的桌子而论，它是一张有别于相邻桌子的桌子；从一个教室而论，它只是教室的一张桌子而已；从一个学校而论，它是这个学校的一种公用财物；从整个自然界的存在现象而论，它是工具性存在；从宇宙的存在和发展而论，它是由无数粒子构成的物质，如此等等。一种观察视域的变化，就意味着对象和结论的不同，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每一种结论都具有现实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是，有没有一个终极的视域，使研究对象和具体结论无法出现？答案是肯定的。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这样一个终极的视域，就是“常道”本体。
“可道”之道是有限性的存在，相当于从现象世界中观察一张桌子，其观察形态不同就可以有不同的关于桌子的结论，这说明“可道”之道的有限性。如果从追问桌子开始，达到世界或宇宙开始，或从追问桌子开始，达到存在或不存在，其会彰显什么样的结果呢？
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庄子就进行了这样不断的追问。他说：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