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以足志”虽然是孔子引述《志》的说法，但无疑代表了孔子的思想。“不言，谁知其志”的反问句，实质上加强了对“言以足志”的确定性认可和赞同。“言以足志”中的“足”字，显示了孔子对语言价值的认可和可以借助语言功能达到对“道德”本体诠释的信心。
显然，庄子没有对语言抱有孔子那样的信心。在对“言”与“意”的看法上，庄子站在与孔子不同的角度而主张“得意忘言”。他说：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29]
庄子认为，正如筌是捕鱼的工具、蹄是捉兔的工具一样，语言也是捕捉思想、意识的工具或手段，所以根本上，应重点关注于“意”的实现，而非“言”的过程。
从表面上看，这里似乎存在一种对立，即对语言的重视或不重视，但本质上，“言以足志”与“得意忘言”并无绝对差异。二者因所处角度或视域不同，从而具有各自不同的论点，但总体而言，其内在之义构成一个互补而非对立的结论。所谓“言以足志”说是从重视语言或文本基础性功能的角度出发得出的认识，其强调的是语言或文本的重要性；而“得意忘言”说则是从所要或所应达到的结果的角度，强调对“意”的实现的重视。从总的过程看，“言以足志”说并没有因强调语言或文本的重要性而忽略掉对“意”或“志”的实现；同样，“得意忘言”说也没有因强调“得意”的结果而否定“言”的作用和存在[30]。其总体上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道德”本体诠释的根本特征，即语言或文本是诠释的基础，但诠释的结果则有赖于“意”的实现。
从一种广义的诠释方法上看，如果要诠释 “道德”本体，的确需要语言或文本的功能，要展开对语言的运用，既要具有概念的明晰和层次的清晰，也要有逻辑的分析和条分缕析的思辨。比如，在对“太虚”的诠释和揭示中，张载哲学表现出深刻的思辨性和清晰的层次性。其对“太虚与气”、“性与知觉”的“合一”论述，完全是运用逻辑思维。可以想象，如果离开对语言的运用，离开对概念的规定和逻辑的分析，“太虚”的内涵和意义是无法向我们展示的。事实上，对语言逻辑的运用和条分缕析的思辨，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庄子对语言的运用，虽然“恣纵不傥”[31]，但“在面向存在的深思中，庄子往往将逻辑的推论视为重要的方式”[32]。可见，庄子虽然强调“得意忘言”，但并没有忽视语言的逻辑力量。
但是，从对“道德”本体的整体诠释看，语言或文本的工具性功能毕竟表现为一种有限性的认识方式，甚至在逻辑的、思辨的“智”的层面上也显出某种根本性的“不尽”或“不及”，它无法使我们达到对“道德”本体的整体认知和把握。也就是说，在语言的、逻辑的思辨之外，还需要一种感应的、感通的“意”来把握这个终极存在。比如，庄子哲学虽然将逻辑的推论视为重要的方式，但在其结论（“意”）出现时，往往“言辩而不及”，最终其选择了“得意忘言”的形式。在“忘言”状态下呈现出来的本体的内涵和意义，类似于牟宗三所提出的“智的直觉”：“直觉之即创造之，因此朗然呈现，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这就是见道。”[33]
从“得意”的角度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对本体诠释的基础虽然是从语言或文本出发，但“道德”本体的呈现则完全在语言或文本之外，甚至在根本之处是必须在语言之外的[34]。这就是说，其过程根本不是一种“学术”、“学科”或诠释的活动，而是一种“不言而喻”。正如孟子所言：
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35]
这就是“体仁”。对于这一点，中国传统哲学家是普遍认同的。比如，陈白沙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