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两个层面的诠释方式的统一方面，陈白沙哲学是典型之例。由于厌弃“程朱理学”“章句之学”，使得陈白沙“绝意著述”，并有一些激烈的反“读书”、“著书”的言论，如“他时得遂投闲计，只对青山不著书”[20]，“莫笑老翁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21]。但在实质上，陈白沙并没有放弃对语言、文本即读书的重视，如“可取《大学》、《西铭》熟读，求古人为学次第规模，实下功夫去做。黄卷中自有师友，惟及时为祷”[22]，“圣贤垂世立教之所寓者，书也。用而不用者，心也。心不可不用，书亦不可废”[23]。从其所谓“心不可不用，书亦不可废”来看，陈白沙主张同时发挥“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之旨，在诠释的过程中，要“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24]，即不仅要重视文本，更要重视“吾心”，最终实现对“道德”本体的感知。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家对“道德”本体的诠释，并非不重视语言或文本，相反，中国传统哲学家对书本非常重视，被视为自得明道的基础；但由于语言或文本的有限性，所以，其在重视语言或文本之中就内在地蕴涵着对语言或文本的最终超越。实现最终超越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实现“吾心”对文本之“意”的“自觉”、“觉悟”或体悟。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对“道德”本体的诠释方法在于，并不抛弃语言或文本而进行诠释活动，但也不完全依赖语言或文本，而是追求“不但求之书而求之吾心”的诠释方法，即把对“道德”本体的诠释置于主体对文本的觉悟、体悟、自得之中，从而最终实现对“道德”本体的把握和发现。
所以，在中国传统哲学诠释的方法中，诠释首先包括对语言或文本的基本词语、文句的正确理解和解释，要在解释和理解词句的基础上融会贯通，这就是所谓“小学”。“小学”是“道德”本体诠释的基础和出发点。但仅有“小学”是不够的，还要在“小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达到“大学”的目的，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5]。“明明德”、“亲民”、“至善”均指向的是“道德”本体，“大学之道”就是从“小学”出发，最终达到对“道德”本体的感知、发现和把握。
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诠释中，语言或文本虽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在根本上，语言或文本作为经验性存在而表现为有限性。中国传统哲学在对“道德”本体的诠释中，其最终要达到的是对语言或文本的超越，从而实现对“道德”本体的体认和把握。以上两个层面的关系，集中体现为“言”与“意”的补充与互动。对于“言”的局限性与“意”对语言或文本的最终超越性，中国传统哲学家们具有一致的看法或认识。比如，儒家认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26]道家也有同样的观点，如庄子认为：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27]
以上在表达了语言或文本具有局限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指出“意”作为语言或文本的超越性所在。所谓“意”，字面上是意识、认识之义，实质是指对“道德”本体的感知、发现或把握之“意”。所以，语言或文本虽然是诠释的基础和起点，但诠释的实现则完全由“意”的存在所决定。
以语言或文本与“意”的关系为出发点，中国传统哲学家展开了“言意之辩”。在“言意之辩”中，孔子和庄子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孔子认为，“言”可以充分地表达“意”或“志”（虽然“言”具有局限性），这就是孔子的“言以足志”说。孔子认为：
《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