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发展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传统之所以源远流长，是因为有孔子、老子、庄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陆九渊、陈白沙、王阳明、王夫之等伟大的本体论哲学家在不断地进行“道德”本体的诠释，不断地返本开新，所以使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研究不断产生“源头活水”。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史就是一部“道德”本体的诠释史。诠释者在“道德”本体的诠释中既解构又建构了不同的“道德”具体形态，从而垒建成数千年中国哲学本体论的传统。
从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发展进程看，“道德”形态的诠释与建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断的“道德”诠释和建构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发展的主要内容。比如，孔子的“道德”概念“仁”，就是对“周礼”的新的诠释和重新建构；孟子的“仁义并举”之说，就是对孔子“仁”的“道德”形态的进一步诠释和拓展；老子、庄子在对“道”本体的诠释中建构了各自的“道德”思想体系；程、朱诠释“天理”，即从“道德”本体建立了包括语言文本、社会人生乃至大千世界等无所不包的理学体系；王阳明对“良知”之心的诠释，是对“道德”本体的进一步建构等。由此可见，离开了“道德”本体的诠释，就可能没有中国哲学的发展，中国传统哲学正是在不断的“道德”本体的诠释中表现出具体性的、时代性的，同时又是普遍性的“道德”形态。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诠释，根源于“道德”本体的存在，从而表现为一种对“有价值的事实”或“事实的价值状态”的诠释追求。从“事实”层面看，其表现为对语言或文本的重视和依赖；从“价值”层面看，其指向对“常道”本体的体认和把握。统而言之，中国传统哲学对本体的诠释，是把语言或文本仅仅看作是一种中介或手段而非目的，最终达到的是对语言或文本的超越。
作为“事实”层面的存在，语言或文本无疑表现为经验存在，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可凭借和依赖的工具性存在，就广义的诠释活动而论，也可以理解为是经验世界中的一种有限超越的工具。人类在有限超越中“善假于物”的要求使得对于“道德”本体的诠释，无疑需要借助于一种经验工具，也就是语言或文本。一般认为，语言是诠释学中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如伽达默尔（Hans-GeorgGadamer，1900~2002）认为：“能被理解的更好存在物就是语言。”[8]从认识的角度看，由于语言或文本具有承载、传输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所以，通过语言或文本指称的意义，就可能实现对“道德”本体的把握或认识。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语言或文本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哲学家认为，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手段，也是记载思想、传递信息的重要载体。如孔子认为：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9]
一般把这里“文献”中的“文”解为“典籍”或书本的记载，“献”解为贤人或耆旧言论[10]。显然，文献的充分与足够的存在，才是进行论断或研究的先决条件，否则，如何论断和研究根本上也就不会存在。所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历来重视古籍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如“立言”作为“三不朽”之一就强调了语言或文本作为思想载体的重要意义[11]。
从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看，语言同样是揭示“道德”本体的重要先决条件。如，荀子认为：
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