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逻辑上看，由于“明”之呈现、出现或存在于经验世界，其肯定有一个“如何开始”的问题；从“道德”形态的“知常曰明”看，“知”和“常”依然涉及“心”和“常道”本体如何表现为“明”的问题。这里，实质上涉及“道德”形态的本质即“明”的起源、根源或本原问题。王阳明对此并无明确答案。当学生问到“道德”本体（即“良知”）的起源时，他只是回答：“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23]所谓“无起无不起”似乎主要是针对“道德”本体存在的本然性、必然性回答，即不管“道德”本体“起”与“不起”，其自始至终本然存在，这实际上是揭示了“道德”本体或“灵明”的存在方式，即“天理之昭明灵觉处”[24]。由于王阳明不同意朱熹“性即理”的说法，而认为“心即理”[25]，所以这里的“天理”无疑就等同于“心”。也就是说，“心”就是“昭明灵觉”的存在。把“昭明灵觉”视作“天理”或“心”的存在形式，其凸显的是“天理”或“心”的存在样态或存在形式，并没有直接回答“灵明”的起源、来源或本原。回答“灵明”的本原必须寻找到“心”如何开启“灵明”之处。
从本体论视域看，“道德”本体中“明”的开启、产生，无疑表现为“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由主体感知、发现“常道”本体的过程，其主要需要回答的是“道德”本体如何被主体开启或启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涉“道德”本体的来源与形成，也关系到“道德”本体的实质或本质，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一个关键性问题。从实质上看，孔子是这个问题的回答者。孔子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6]
“兴于诗”回答了中国传统哲学“道德”形态中的核心问题。“道德”本体被主体开启或启动处是什么呢？是“诗”。 孔子此处是讲“礼”和“乐”的“道德”样态的成立或建立的根据，也就是追问“道德”本体如何被开启或启动。这里的“兴”，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起也。”但孔子这里说的“兴”，不是普通语义上的“起”，而是《毛诗正义》所揭示的：“兴者，兴起志意。”[27]所谓“兴起志意”，从本体论视域上看，就是指“道德”本体的开启、产生，即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主体感知或发现“常道”本体的过程，本质上表现为主体“志意”对“道德”的开启、启动。所以，“兴”与孔子话语中的“立”、“成”和“礼”、“乐”具有直接联系，其关系到“道德”本体的形成、建立或完成。孔子认为，“道德”形态中“礼”和“乐”的成立或完成，根本原因在于从“诗”得到兴起、开启或启动[28]。
由于这个关键性的开启原于“诗”，这就把“道德”形态中的本质指向“诗”。
从“诗”的本义上看，“诗”并不是一个表示韵文文体的名词，而是一个表示动作或动态的概念，其具有“持”、“之”、“承”等义，如：
诗者，持也。[29]
诗者，志之所之也。[30]
诗之言承也。[31]
“持”即把持、持有之义；“之”是至、到即到达之义；“承”是维持、承奉之义，即“以手维持，则承奉之意”[32]。从古人的训法我们可以看出，“诗”的本义是指“心”（也就是“志”）把握、持有、保持对象的一种方式、方法，而将其本义引申到哲学层面中，则是指主体把握、持有、保持对象的具体存在[33]。在本体论视域中，“诗”则是指主体在“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中把握、持有、保持“常道”本体而开启、呈现“道德”本体的方式，其具体表现为“心”以感应、感通、交受、融通的方式把持“常道”本体使“道德”呈现的一种存在。古人云：
诗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也。[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