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语言的象征性无疑与语言的逻辑性、实在性不同。前者与人类的最终超越相关，其相当于与“常道”世界相连的模仿、效法意义上的符号、指号，如“豫兮若冬涉川，犹兮其若畏四邻”等；后者则始终与人类的经验存在关联，人类无法以语言的逻辑性、实在性而实现最终超越[6]。这是因为，在最终超越的展开中，存在的“言”、“有”或“象”往往表现为对“常道”本体的模仿或比托，所以在根本上具有了象征意义；而语言的逻辑性、实在性则是人类经验化的产物，但由于经验世界完全可能独立地繁殖和复制自身的经验内容，所以在纯粹经验世界中，不仅本体世界，同时语言的象征本质也会处在被经验的掩盖之下。正如《尚书·大禹谟》所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说明，当人类被纯粹经验笼罩之后，真正的本体（“道德”）存在便面临危机和幽暗，要恢复它，必须要精心专一的努力，信执其中。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道德”本体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丧失了语言的象征意义而引发的。所以，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好多“反”的说法，如“反身求内”、“反而思之”、“反身而诚”等。应该说，这里“反”也就是回归本体的存在之义，其不仅包含对事物已有形态向其最本原存在形态回溯，以显现“道德”本体之“明”，也包括对语言的象征本质的恢复，二者具有统一性。如，老子没有面对“不可言说”的“常道”世界选择沉默，而是用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五千言”，展开了“不可言说”的言说，从而确立、树立了“道德”。
总而言之，由于语言内在地与对象的事实存在相联系，具有“制名以指实”的指号形式功能，因而作为“实之宾”的哲学概念本身具有指向存在对象的真实性、实在性的功能，但是，这种真实性、实在性只是语言功能的一个方面。从根本上看，语言一旦作为符号、指号出现，其在根本上便具有了“象征”的意义，内在地含有模仿、效法此象之义，其意义可以最终超越语言本身，达到语言的“指实”功能不可到达的限度。所以，从最终意义上说，语言就是“象征”的符号。
[1] 参见﹝英﹞弗雷格：《论涵义和所指》，《语言哲学》，马蒂尼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2] 对于语言地位的重视，不仅存在于分析哲学的系统中，在20世纪的其他哲学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思维趋向。比如，海德格尔在谈及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时，指出：“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思想者和作诗者乃是这个寓所的看护者。只要这些看护者通过他们的道说把存在之敞开状态（OffenheitdesSeins）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则他们的看护就是对存在之敞开状态的完成。”（﹝德﹞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第366页。）本质上，“语言是存在的家”揭示的是对语言工具性的重视，所谓“家”、“寓所”等依然指向的是经验世界或“可道”形态的存在，但通过“家”、“寓所”的工具性存在，可以“把存在之敞开状态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这里的“存在”无疑指向了“常道”本体，“常道”本体的“敞开状态”是“道德”本体的实现，由于“道德”本体统合了“常道”本体与“可道”本体，所以，“常道”本体的“敞开状态”被“带向语言并且保持在语言中”（“可道”本体）。
[3] 关于语言的工具性或媒介性的存在，戴维森（DonaldDavidson，1917~2003）认为，语言媒介性涉及自我与实在之间的沟通，工具性则体现了语言应对世界的功能。罗蒂则主张抛弃关于语言具有媒介性的观念，而将其仅仅理解为应对世界的偶然工具。（关于戴维森的表述与罗蒂的主张，参见﹝美﹞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11~35页。）这里，戴维森似乎强调语言的工具性、媒介性的不同功能，而忽视了二者在应对世界中的统一性；罗蒂则突出了语言的属人性质和应对世界的功能，但忽视了语言作为存在的确定性一面。事实上，语言的工具性、媒介性在经验世界中具有统一性，但这种统一性不仅源于作为属人性质的经验性存在，同时还根源于其与经验世界之外的存在（“常道”本体）。
[4] ﹝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11页。
[5] 逻辑的这种无限性在经验世界中具有很大的用途和作用。其意义在于，借助于逻辑的思辨、推演功能，人类可以深入到现象的无限转化性、生成性领域，创造出人类——在现象产生之前——甚至无法想象的成果，如火车、飞船、原子弹、克隆人等发明。所以，当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说“知识就是力量”的时候，其实质是在说“逻辑就是力量”。
[6] 康德恰当地指出，人类依靠逻辑语言所表达出的理性能力，实现的最终超越只能是“二律背反”，即一种关于本体的幻想，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终极超越。从一种全面性的立场看，西方传统哲学倾向于逻辑思维研究、重视抽象存在的方法，并不具有终极意义，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所有哲学研究的唯一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