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足以引起哲学方法论中的误解或混乱。从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对于事物之名的研究，是逻辑学的主要内容。比如，名的概念、范畴、实质等。如果把“道”仅仅理解为范畴，那么对于“道”的研究，就会走上“实体论”或者叫“知识论”的研究路径。前者可能把老子的“道”最终界定为一种超级实体，这种超级实体的存在也许可以被规定为一种最高的“理念”；后者则最终研究“道”存在的“内容”和“形式”、“现象”和“本质”、“原因”和“结果”等，而且这种研究需要一些必要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如“实证”的方法、“辩证”的方法或者“现象学”的方法等。从表现上看，以上的研究会有不断的成果产生，但不会有最终的结论。因为从根本上，把“道”理解为知性范畴，就会不断地使“道”局限在某种特定的形态之中，从而其揭示的仅仅是“道”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分的内容（其类似于盲人摸象），而永远无法进入真正的“道德”领域。当然，从经验世界中有限超越的内容看，“知识论”或“实在论”的研究方法也具有自身的必然性和实际的有效性，但显然不能作为一种最终的哲学方法论。因为，其并不能揭示“道德”本体的真正意蕴，也不应当成为我们哲学研究的唯一向度。
当然，作为“实之宾”的哲学概念本身，由于其内在地与对象的事实相联系，所以，其尽管表现为经验世界中的符号、指号，但根本上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是由其指向真实性存在的对象（“指实”）所决定的。而且，一旦这种符号、指号作为名称被指定或规定，就具有了相对稳定或固定的内涵被我们所公认或接受，从而也具有了工具性或媒介性的存在意义[3]。比如，“张三”、“道”等名号就具有工具性或媒介性的存在意义。
但是，语言的工具性或媒介性的功能或意义不能被夸大，不能成为“实之主”而被规定，如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之论就隐含着对语言功能的夸大，即语言“把天、地、人、神四方聚集于自身。这四方是一种源始统一的并存”[4]。语言的“指实”功能可以指向天、地、人、神的对象，但这并不等于说，“天、地、人、神四方”的“源始统一的并存”来源于语言，或者语言自身可以聚集天、地、人、神四方，这是把语言的工具性或媒介性作为本体自身的存在。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语言的“指实”功能如何发挥？或者说，作为符号、指号的语言如何指向其规定的对象或内涵？比如，“道”如何指向不可言说之域？很显然，当我们通过逻辑或思辨的方法从“道”的原始意义起步，其指向的只能是一系列概念、判断和结论的综合，并最终碰撞于名言不可到达的界限。当然，这种逻辑语言的“指实”功能，由于其可以不断地通过“制名”、“辩说”加以无限发展，所以本质上具有自身的无限性[5]。无疑，这种发展由于始终处于名言的经验领域，所以始终具有有限性；其自身具有的无限性是一种“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的无限性，而不是“常道”世界的无限性，最终无法到达“常道”世界。
有没有一种根本方法或途径，使作为符号、指号的语言可以到达名言不可到达的界限？比如，使“可道”到达“常道”？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运用语言的象征功能。象征言说中的“言”，无疑是作为符号、指号的语言，但是，语言一旦作为符号、指号出现，其在根本上便具有了“象征”（Symbolization）的意义，正如“象”一旦成为“象”本身就内在地含有模仿、效法此象之义一样。可见，语言的意义就是象征。广义地看，所有语言与“象”在最本原的存在意义上均具有象征性。所以，当中国传统哲学家用象征言说的方法，比如用“道”指代真实存在的对象，或是以象征的、比托的方式表达“不可言说”的存在之时，他们不过是在最本原的意义上使用语言的象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