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以《庄子》中的一个著名论题为例。在《庄子·秋水》篇中，庄子与惠施在濠梁之上，辩论是否能认知鱼的快乐。其主题是：人是否能在真正意义上认识对象（比如，鱼的内在情感）？这是一则经常被引述、探讨，但基本被完全误解的哲学论题。这里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如果是康德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会首先考察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即理性的限度。事实上，濠梁之辩首先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的核心论域就是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问题，而且运用到分析、思辨、解释等具体理论方法。比如，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庄子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论辩，实质上就是在理性思辨的角度指出各自的有限性，因而认为，在各自的有限性视域中不可能得出真正的、可靠的结论，即惠子所言：“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
但是，庄子显然不是康德，也没有对惠子以康德式的不可知论结束论题表示认可，而是坚决地追问下去：
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请循其本”表现的是庄子锲而不舍的理论态度；而庄子得出的“我知之濠上也” 的结论则往往被误解为“违背逻辑”、“偷换概念”。事实上，庄子在讲“请循其本”之前，是一个熟练地运用逻辑方法进行论证的康德式的哲学家；而在“请循其本”之后，则变成了超越逻辑论证的一个中国传统哲学家。庄子的结论是：其实，我们都不可能真正对鱼是否快乐具有理性的认识，但我们仍然可以得出“鱼是快乐的”这一结论，这个结论最终是怎么来的呢？就来自于我们当下所处的“濠上”，即对当下“鱼”这一具体对象感应、感通的结果。
显然，庄子的内在思路是，面对已经被逻辑穷尽的对象，理性的步伐应该终止在这个界限之内，而最终的结论应该由感应、感通得出，从而赋予对象价值论上的意义。庄子认为，惠子在追问“汝安知鱼乐”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前提上认可庄子的“鱼之乐”的结论（“既已知吾知”）；但显然，庄子的结论是不能由理性的逻辑方法得到最终论证的。因为，如果要从知性的角度论证何以知道“鱼之乐”，便需要研究鱼类的资料、洞察鱼类的习性等，这会引起无穷的后退，但终究会碰撞上一个人类认识无法渗透和进入的视域。
庄子对此的解决办法是运用中国传统哲学“道德”哲学的智慧，即鱼本身是否最终快乐，是一个在人的视域中的最终价值问题，即一个象征性问题。人如果快乐，那么，任何对象都可以被赋予这种快乐；相反，人如果痛苦，鱼或对象也会被赋予痛苦的特征。所以，庄子说“‘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时，其实是指，最终结论都是建立在主体（“汝”、“吾”）的“想要”表达快乐的感应、感通上，“鱼”不过是象征性的对象而已。
可见，这里既不存在“违背逻辑”，也不存在“偷换概念”的问题。对庄子“违背逻辑”、“偷换概念”的评价，只是以西方传统哲学的逻辑方法评价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结果。在理性认识能力的范围之内，我们固然可以有“是否快乐”、“是否正确”等判断和推理，但是，关于“快乐”、“正确”等的判断和结论都是建立在人类的经验基础之上的。比如，康德、休谟等哲学家就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关于事物的分析、判断和推理必须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只是因为，人类的任何经验无疑都是有限性的，并不是终极的结论，所以，关于“快乐”、“正确”等的判断和结论只具有相对性意义，而当我们对事物的认识超越于经验基础之外时，就是理性认识能力达到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