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揭示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方法论实质，乃是一种具象表达与象征言说方式。其形式上表现为在“象”的基础上汇集形象或符号系统并揭示其意义，即所谓“立象”、“汇象”、“尽意”的具象表达过程，但在实质上却借助语言，发挥语言的象征本质的功能，通过象征言说，最终达到对“道德”本体的感知、体认和把握。
但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本身而言，其方法论总是指向对哲学问题“如何”研究或论述之维。比如，西方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就是一种研究或论述哲学问题的方法。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苏格拉底的一个主要成就，就是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即通过辩论，从正面的论题揭示出与此论题相反的又一论题，不断澄清问题的性质，从而把思想引向清晰、把思考引向深入。细考其基本的形式，就是提问者以求知的姿态向自以为是的人请教一些观念、思想和问题，当对方给出明确的答案后，他又提出一些不同的理据对之进行质疑，把问题引向不同于出发点的思路，迫使对方否定了原先的观点。当然，新的观点产生后，提问者又继续追问，直到把问题引向“我什么也不知道”的思想未知视域。
从西方传统哲学的发展看，讨论哲学问题的思想方法并非仅仅局限于辩证法[1]。哲学方法与哲学问题密切相关，不同的哲学问题、不同的研究视域具有不同的研究或论述方法。概括言之，哲学上的方法论就是探寻、揭示哲学视域中对基本问题的追问，而寻找相对固定结论的方法。当然，所谓哲学问题不同于经验知识，或者说，不是描述现象因果关系的结论或定论，而只是一种解释性或规范性的知识。具体而言，所谓解释性知识就是对事物性质或关系（包括个人行为或社会运动）的理解，而规范性知识则是指对行为规则、规范的论证，其主要是针对伦理或政治哲学的论域[2]。
相对于西方传统哲学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无疑具有自身的特点。从形式或形态层面看，中国传统哲学主要表现为对“两个世界”的不同视域或维度上对本体（“道”）的研究或论述，这样的对象或问题域决定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是，既具有理智的、知性的思辨和分析，又具有在追本溯源的过程中对终极本体的感应、感通，以上两个方面既有章有序又互动互补地统一于对“两个世界”的不同本体问题的展开和探索中。
从对“可道”本体的探讨看，中国传统哲学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方传统哲学方法论的性质。比如，运用思辨的方式分析正题、反题的性质；遵循陈述或理解的逻辑规则；既重视解释性又重视规范性的知识等。正是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在“可道”视域进行的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致性，所以，目前基本上形成了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反向”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路[3]。
但是，对“可道”本体的探讨，显然不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唯一问题域，与之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常道”本体，还有更为核心的对“道德”本体的探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对于“常道”本体、“道德”本体的探讨，仅仅运用分析性、思辨性、解释性等方法，并不能完全揭示出其本体之“明”。因为，从根本上看，对于“常道”本体的规定和对“道德”本体的感知，要在终极意义上超越于具体或现象的名言视域，相应地，在哲学方法上也要超越于仅仅运用论辩性、解释性等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