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如何可能”的维度看，主体之“德”是完全可以、能够在经验世界中存在与实现。而决定主体之“德”的存在或实现的最终原因是由“常道”世界所决定的，即为了解决“可道”世界或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存在，才最终产生“照之于天”的“常道”与“可道”共同存在的“道德”本体形态。所以从根本上看，“道德”本体或主体之“德”的存在，不仅具有“常道”世界终极的根源性，而且还具有“可道”世界坚实的经验性，其同时决定了对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道德”形态“何以可能”这一个问题的回答。
以另一个问题即主体之“德”怎样或如何存在为指向，其主要是解决主体之“德”如何呈现或如何实现。由于“德”涉及“两个世界”，由此决定主体之“德”的实现方法和途径具有两重关系或两重维度，即主体与经验存在对象、主体与最终超越经验对象的关系维度。但无论是在哪一重关系或维度上，“德”的实现均有赖于主体的活动，也就是说，“德”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自我，这便蕴含了对中国传统哲学影响极大的“自得”之学的端倪。比如，在儒家的“道德”之学中，将“德”的实现主要归于主体自我，是以孔子开创的儒家哲学自始至终的追求。众所周知，“仁”是孔子“道德”本体哲学的核心，但“仁”在儒家哲学中，始终是主体自我在现实生活即经验世界中实现和完成的，这也就是孔子“下学上达”的“为己”之学。《论语》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24]关于孔子的“为己”、“为人”之说的内涵，朱熹引程子注曰：
“为己，欲得之于己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愚按：圣贤论学者用心得失之际，其说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则庶几其不昧于所从矣。[25]
可见，孔子的“为己”是完成自己、成就“道德”的意思，其最终包含有“得之于己”的“自得”之义。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道德”形态的本体论构建正是在“得之于己”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演进和拓展，在这一进程中，逐渐透析出“自得”、“涵养”、“工夫”等与“得之于己”相关的本体领域[26]，其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道德”形态的不断深化和全面展开。
这里仅以工夫与本体的关系为例。从宋明开始，工夫与本体的关系成为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突出论题。这一论域中的本体，往往与主体的知行活动即工夫相关联。比如，王阳明指出：
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27]
王阳明所谓本体即“道德”（良知），工夫则指主体对“道德”的认识与实践（致良知）。按照王阳明的理解，“道德”本体是主体知行工夫的出发点，知行工夫应基于并合乎“道德”本体；但“道德”本体并不是主体知行工夫之外的自在之物，而是建立在主体知行工夫之中的存在；二者在本质上处于不可分离的统一性之中。工夫与本体的统一，显示出在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道德”形态只可能在“得之于己”的基础上得以实现和完成，这也就是说，“德”的存在、呈现或实现完全指向主体之维，主体的存在形态成为“德”能否存在和实现的关键所在。
从“实现什么”的维度看，主体之“德”最终实现什么或实现结果是什么的问题，主要体现为“道德”本体的存在样态或表现形式。由于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和主体存在的差异性，决定了在“道德”本体的存在样态或表现形式上，必然具有多样性、差异性，甚至对立性。但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以主体之“德”建构起的“道德”形态，其多样、差异，甚至对立的形式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互补、互动的性质。这里主要以儒道两家的“道德”哲学为例。
